杨泉在认真研究天文、地理、工艺、农学和医学的基础上，写下了《物理论》等重要著作，两汉以来自然观;并从庶族地主的立场出发，以主义自然观为武器，对门阀士族的御用思想武器—玄学进行激烈的批判。
杨泉反对玄学的斗争是这一时期儒法斗争的一个侧面。
研究杨泉的主义自然观及其对玄学的批判，对于了解今天自然科学战线上的现实斗争，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斗争的重大问题承认天变，还是天不变，这是当时玄学与反玄学斗争的又一重大问题。
由于儒家一度已被搞臭，玄学家不敢直接搬用汉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而是采取比较隐晦曲折的形式，继续散布“天道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
他们表面上承认万物的运动变化，但实质上仍以绝对不变的“寂然至无”当作万物之本。
在他们看来，运动是相对的，静止是绝对的。
功只是静的表现形态。
尽管万物变化无穷，但决定万物变化的“虚无”之“道”，却是永远寂然不变的。
“天地虽人，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
”(王弼:《周易注二复卦》)玄学家以虚静为观察世界的总观点，设计了一个“静—动—静”的玄学公式:“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
”(王弼。
《老子注》第十六章)这里很明显，运动是从不功的虚无中产生的，出发点是“虚静”，归绪点又是“虚静”玄学家的形而上学观点可谓彻头彻尾。
杨泉根本反对玄学家的动静观，认为自然界上白天体，下至地上的万物都处于不停的运动中。
他说:“天者，旋也，均也。
积阳为刚，其体铡旋，群生之大仰。
”天体犹如一个大的旋转器不停地运动着。
产生运动的原因，不是来自神秘的外力，也不是山于“虚静”的“无”，而是取决于自然界对立的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
“惟阴阳之产物，气陶化而播流。
”(《蚕赋》)不论是“喜风”、“怒风”、“清风”或“固风”，也不论是东北风、东南风、西南风或西北风，只要是风都是“阴阳乱气激发而起者也。
这是“自然之理”，“非有使之者也”，并投有什么造物主在幕后操纵。
他还认为昼夜的长短变化也是由于阴阳二气制约的结果。
“夏则阳盛阴衰，故昼长夜短;冬则阴盛阳衰，故昼短夜长，气之引也。
”这样解释虽不确切，但他能从自然界本身的矛盾性来说明自然现象，并得出阴阳二气的扣互作用是“天下之性，白然之理”的结论，初步接触到阴阳二气的矛盾是万物的本性和普遍规律的问题，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是位得重视的。
此外，杨泉还注意到一些自然现象的相互联系，指出“潮有大小，月有盈亏”，认为潮汐大小与月亮盈亏有着一定的关系。
他并不懂得这一相互关系的真实原因，但他能从“月，水之精”这种朴素的思想来解释这一关系，这也是很难得的。
人定胜天轻视生产劳动，鄙视劳动人民，反对“人定胜天”，是一切主义者共同的特征。
玄学家承袭孔孟之道，极力散布“顺吉逆凶，天之命也”(王弼:《论语注·季氏》)的夭命观，宣扬“自然无为”的听天由命的思想，反对参加生产实践，反对改造自然。
他们胡说什么“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
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一也。
方(王弼:《老子注》第廿九章)认为人们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而不能积极地去“造为之”，否则，就必定失败，极力鼓吹消极无为的悲观论调。
他们还散布“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的主义先验论，胡说“如其知之，不须出户;若其不知，出愈远愈迷也。
分(王弼:《老子注》第四十七章)在他们的心目中，亲身实践的劳动人民最无知、最卑贱，只有他们这些贵族老爷才是高贵有知的。
他们吹捧孔老二是圣人，吹嘘“儒雅博道，莫贤乎董仲舒”，(何晏;《冀州注》)宣扬“贤愚有别，尊卑有序”，“上守其尊，下守其卑”(王弼:《周易注·鼎卦、泰卦》)的尊卑等级思想。
他们出于内心的恐惧，扬言“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王弼:《老一子注》第五十七章)害怕劳动人民一旦觉悟就起来造反，因而极力推行“令无知无欲”，“使其无心于为也”的愚民政策。
这种毒辣的手段，充分暴露出玄学家宣扬“自然无为”的本质。
与玄学家相反，杨泉反对玄学的“白然无为”，肯定法家的“人定胜天”，并突破尊卑等级观念和“上智下愚”的思想，在与劳动人民的接触中，对农业生产和劳动人民的技能和智慧给予重视和赞扬。
正当玄学家大乱“玄风”、轻视技艺的时候，杨泉却在《织机赋》中，赞扬“伊百工之为技，莫机巧之最长”，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纺织工人勤劳灵巧的优美形象。
他在《物理论》中写道:“夫工匠经涉河海，为加艘以浮大渊，皆成乎手，出乎圣意。
”称赞造船工人的聪明才智和劳动的双手，.称赞他们造出大船航行于大海的丰功伟绩，点出工人“经涉河海”的实践出智慧、出成果的真理。
他还特别强调人优越于动物的根本点在于“出乎心，巧成于手”，能够制造有用的器具。
他说:“夫蜘蛛之罗网，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况于人乎!故工匠之方圆规矩出乎心，巧成于手。
非睿敏精密，孰能著勋形成器用哉?”没有工人的智慧和双手，那里能制造精致的器具，建立显著的功勋呢了在当时那种谈玄说虚、不务实际、轻视劳动人民的社会里，杨泉如此颂扬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活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杨泉对农业生产也颇关心。
这是和当时法家实行的农耕政策分不开的。
他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实际，提出稼和稿、种和收的关系问题，指出“种作日稼，稼犹种也;收敛日稿，楷犹收也。
古今之言云耳。
稼，农之本;墙，农之末。
本轻而末重，前缓而后急。
稼欲熟，收欲速，此良农之务也。
”(《物理论》，见《齐民要术·种谷第只》)这就是说，耕种是农业生产的起点，收获是农业生产的结果。
耕种轻率迟，收获就紧急而繁重，因此耕作要熟练，收获要迅速，这是搞好农业生产的基本任务。
他还具体分析了种子的差异和土质的不同，对于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指出“凡种有强弱，土有高柔。
仁宜强，高茎而疏粟，长稼而粒大。
”这是在朴素思想的支瓦下，对劳动人民耕作经验的总结。
结语总的来说，杨泉的主义观自然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他没有被滚滚的“玄风”所刮倒，而是勇敢地拿起自然观这个武器，针对玄学展开尖锐的批判，在当时的思想领域里树起一面反玄学的旗帜，对尔后的思想家、科学家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北魏具有法家思想的农业科学家贾思拐，曾在他的巨著《齐民要术》中，不止一次地引用杨泉《钧理论》关于耕种、养蚕等论述。
南北朝无神论者何承天、范填等，也与杨泉的无神论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当然，作为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杨泉，由于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彻底批判玄学。
他的自然观是素朴的，不彻底的;他在探讨天体运行时，坚持了见解，但又保留“言天者必拟人”的思辨方法，混淆了天体与人体的本质差别;他论述了精神对于形体的比较关系，但对于形神之间的辩证关系则缺乏明确的观点。
他的薪与火的比喻包含有把精神看作物质的错误;他充分肯定劳动人民的聪明才能，但又过分强调“贤人”、“清忠之士”的作用，仍然没有摆脱英雄史观的羁绊。
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杨泉仍不失为一个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朴素主义者。
从杨泉的自然观及其对玄学的批判，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观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自然观上的玄学与反玄学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