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园

时间:2023-08-24 06:07:59编辑:奇事君

四小须生曾经是北京戏校的四位老生学员:穆宇、陆地园、由奇(女)、马超博。陆地园已经病殁。1997年8月,这四个最大17岁、最小才9岁的孩子,因为在上海逸夫舞台共同饰演杨四郎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梨园行横空出世的“四小须生”。

演艺经历

北京戏校的“四小须生”在相继唱响京、津、沪、汉、港、台之后,2003年春节在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又火了一把。2004年一放寒假,孙毓敏校长就率领“四小须生”直奔日本的横滨市:个头矮小,貌不惊人的小丑王浩在《闹龙宫》中扮演的孙悟空一出场,那敏捷的功夫、顽皮的动作和火爆的武打立刻抓住了观众的心弦,剧场里爆发出阵阵掌声和喝彩声。穆宇的《空城计》,陆地圆的《击鼓骂曹》和小花旦郭关多娜主演的《拾玉镯》以及王浩的另一出拿手戏《顶灯》等等都受到日本观众的称道。

主要作品

1997年8月,上海逸夫舞台。四个稚气未脱的小小“杨四郎”手捧鲜花站在台上,接受着台下戏迷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与喝彩。继京剧史上著名的“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之后,这四个最大17岁、最小才9岁的孩子,被誉为梨园行横空出世的“四小须生”。

倏忽十年,辉煌转瞬即逝。当年的“四小须生”,亦如二百年来进入这一行的所有人一样,经历了种种不可预知又无法回避的磨砺与苦痛……

“回首繁华如梦渺”

“科里红”,一直是京剧界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个源于梨园行的专属名词,形容的是未出科班的小演员年少成名。1997年8月,上海逸夫舞台。当四个未脱稚气的小小“杨四郎”手捧鲜花站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接受着台下上千名戏迷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与喝彩时,他们似乎还不太适应观众的“疯狂”追捧。就在刚才,四个人还为了抢髯口,在后台闹成一团。但从此刻起,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四小须生”。这一年,穆宇9岁,陆地园9岁,马超博13岁,由奇17岁。从这一年倒推一甲子,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四小名旦”的出现,京剧曾有过一个花团锦簇的“童伶时代”。然而转眼六十年过去,到了1997年,早已时移世易。于魁智和李胜素如今是大红大紫,搁十年前,周日日场在长安大戏院贴《女起解》和《失空斩》,唱工繁重的双出,也不过是五成的上座。角儿是捧出来的,行里出身的北京戏校校长孙毓敏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这一年北京戏校即将展开一次江南巡演,孙毓敏寻思着,要在这次巡演中一次性推出十个“京剧小明星”。“推得太多,等于一个没推。”和宝堂老师提出了反对意见。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打出“四小须生”这张牌。一方面,梨园行在“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之后,独缺个“四小须生”;另一方面,当时的北京戏校,确实也以老生行人才最为齐整。最终,在十几名候选人中,94班的穆宇、由奇、马超博和95班的陆地园四人力挫群雄,“雀屏中选”。

穆宇,天津人,“四小须生”中成名最早、名气最大的一位,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穆宇三岁那年,家里花1100元添置了一台“飞利浦”录音机,没想到的是,录音机一买回来就被小穆宇“霸占”了。孩子把它摆在枕头边,翻来覆去只听两盘磁带——竟然是余叔岩的“十八张半”。

作为京剧老生最经典、最传统的“教材”,余叔岩的唱片自然是清醇雅正的极品,但毕竟年代久远,就算是大人,没有几年的欣赏水平怕也很难听得下去。偏偏这三岁的孩子,一上来就听余叔岩,一听就听出了妙处。妈妈觉得不可思议,偷偷把“十八张半”换成了其他老生演员的磁带。谁知穆宇才听了半句,就把磁带拽出来狠狠摔在地上,嘴里喊着“不对了不对了!”一面委屈得大哭起来。

不到一年,未满四岁的穆宇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十八张半”里面的全部唱段;六岁,一出唱做皆重的《战太平》让穆宇一举拿下首届“新苗杯”的冠军;七岁,他成了北京戏校历史上年纪最小的中专生……谭元寿先生看完穆宇的戏激动得亲自上台给小家伙献花,吴祖光先生则人前人后夸他“太神了”,活脱是又一个“七龄童”!

陆地园,云南人,“四小须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唯一的梨园子弟。八岁那年登台唱父亲教的《定军山》,《定军山》是什么戏?不说别的,那一身硬靠扎在身上,一般人怕是站都站不稳。而这八岁的小娃娃,未经戏校的系统学习,也没得什么名家指点,父亲给说说,就上了。挑帘一出,台下的观众见他如此幼小,先是笑。这小小的娃娃却是一脸老成,及至他开了口“这一封书信来得巧”,连唱带作,边走边舞,神完气足,台下观众愣了足足几秒钟,才想起疯狂地鼓掌、叫好。第二届“新苗杯”,陆地园和穆宇第一次同台“PK”,俩人都是八岁,都唱《骂曹》。彼时,穆宇已经进戏校一年,是全国戏迷心中的小神童了,谁料结果一出,却是陆地园胜了一筹。一炮而红,这个八岁的“老黄忠”一路唱进了北京戏校,唱进了春节晚会,唱进了中南海 。

马超博,河北人,“四小须生”中公认嗓子和扮相最好的一位。这个农家子弟是在一次业余京剧比赛上被发现的,“伯乐”是大名鼎鼎的袁世海先生。拿着袁先生的推荐信,十岁的马超博“进京赶考”,他几乎没有基础,但一亮嗓子,四座皆惊,孙毓敏很诧异:“你在家自己开过嗓子吧?”

马超博最拿手的戏是《辕门斩子》,这出戏非嗓子极好的演员绝不敢碰,他一句“忽听得”准能要下满堂彩声,1997年,马超博又凭这出戏拿下了少儿京昆大赛专业组的第一名。由奇,辽宁人,“四小须生”中唯一的女孩子。十五岁那年的一次业余比赛,一出《文昭关》让于魁智的恩师叶蓬老师发现了这个东北姑娘的潜力。

作为北京戏校几十年来第一个女老生,由奇从进校那天起,就注定与别人不同。那是1995年的一次双休日日场演出,京剧班的学员正在舞台上进行“公开擂台赛”,观众席中忽然站出来一个女孩子,“孙校长,我可以上去打擂吗?”一段《搜孤救孤》的二黄唱得中规中矩,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这个女孩子当场报名、当场被录取,成了表演94班的一名插班生,戏迷们也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当时还叫由玲的女老生。

这当然是精心策划的一出戏,其实,早在一星期前,这棵好苗子就已经被招进戏校了。孙毓敏还亲自给她改了个名字:“由玲?听着跟‘幽灵’似的。不如改叫‘由奇’吧,又好记又好听!” 来自天南海北的四个孩子,被“四小须生”的名号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历时一个月的江南巡演引起了空前轰动,“四小须生”一炮而红。武汉高温40℃,剧场里没有空调,可演出前一小时,等待买票的观众就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龙;上海逸夫舞台几十年来头一次卖了加座和站票,依然供不应求,经理只能要求没票的观众“贴墙而立”,戏迷们一声欢呼,把钱往票箱里一扔,看也不看就直闯进去……

都说天津观众最懂戏、“难伺候”,连“四大须生”中的马连良和谭富英都曾在天津遭遇过“滑铁卢”,可“四小须生”却得到了天津观众最多的厚爱。有一次,马超博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唱《二进宫》,不知怎么走了板,台上他自己惊出了一身冷汗,可台下满满的观众席里却没一个人吱声。事后孙校长给戏迷道歉,人家却说:“孩子不容易,出点小纰漏,这有嘛呀?!”还安慰马超博:“你们在天津唱出人缘来了,放开了唱吧,看谁敢喊倒彩!”

其后的两年间,孙校长带着孩子们两下江南,三渡台湾,四进香港,足迹甚至延伸到了东南亚、日本和欧洲,“四小须生”唱到哪里,“京剧旋风”就刮到哪里。全国各地的戏校也不免“闻风而动”,这一时期,各种少儿京剧比赛层出不穷……可以说,上世纪的最后十年,以“四小须生”为代表的“京剧神童”们撑起了古老国粹艺术的一角天空。他们是寒冬里傲然绽放的娇艳奇葩,一时间受尽了宠爱与追捧。“他的年小心不小”

年少成名,受尽宠爱,在外人看来,“四小须生”是在蜜罐里泡大的,而个中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
七岁那年进北京戏校头一天的事,在穆宇的记忆中还像是昨天:“那天我背一大书包,这手拎个大暖壶,那手拎一大口袋吃的,我妈给我背着铺盖,坐火车从天津到了北京。进了宿舍,我妈把铺盖往床上一扔,就说了四个字——‘我走了啊!’剩下我一个人,光铺床就铺了俩钟头——个儿太小,那褥子怎么都抖不开……那天晚上我还真没哭。第二天早晨,全班在操场列队,班主任抱着我走到师哥师姐们面前说,这是我们班的新同学,他太小,大家要照顾他。这时候我才‘哇’地一声哭出来,才意识到我妈不管我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在戏校的第一年,穆宇就是这样“一个人”度过的。其他同学起码比他大四五岁,穆宇只能一个人上小学一年级的文化课,用给他特制的小课桌。那时候的穆宇已经很出名,上着上着课,常常就有人走进来:“穆宇!走!清唱去!”七岁的孩子就懵懵懂懂地跟人家走,懵懵懂懂地上台,懵懵懂懂地唱,懵懵懂懂地接受掌声与喝彩,再懵懵懂懂地被带回来,“扔”在宿舍楼下,“有时候天都特别黑了,我吓得要死,只能拼命往楼上跑。”而这个时候,多少同龄的孩子已经躺在床上听妈妈讲故事了。

一年之后,陆地园进校,穆宇才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活。此后的五年间,两个孩子几乎形影不离,生日只差一个多月的他们是彼此最好的伙伴,有些戏迷甚至分不清他俩的模样。在北京戏校,陆地园的“淘”是出了名、出了格的:去新加坡演出,他跟穆宇打赌,在泳池边上一个倒叉虎翻下去,头撞在池壁上顿时血流如注;一次上英语课,淘气的小地园竟然躲在讲台桌下面睡觉,也是仗着个子小,直到打起呼噜才被老师“揪”出来……小地园玩起来可以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需要道具。台帘一拉,同学们在前面一本正经演着王侯将相,小地园就一个人在后面打滚翻跟头闹得不亦乐乎;老先生坐在对面教着《文昭关》,小家伙竟然能抓着挂在胸前的钥匙一玩一个钟头…… 种种“事迹”,乍听觉得好笑,细想却透着辛酸。小地园太爱玩,又太“不会玩”,因为留给他玩的时间实在太少。从小跟着当演员的父亲在后台长大的小地园,几乎没有伙伴,也没有玩具。同龄小朋友嘴里还念着“小白兔,白又白”,他却把“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当成了自己的童谣;别的小男孩拿小手枪玩骑马打仗,他一伸手拿到的就是道具刀枪把子;人家男孩子摆弄变形金刚的时候,他正在寂寞的练功房里一遍遍地摔着吊毛、拧着旋子——京剧,已经成了这个小男孩的生活方式。可是,陆地园本人却从没对这样的生活方式有过丝毫怀疑。他就像一棵玻璃罩子里长大的小花,活得无忧无虑,心思异常简单而纯洁。他认准了京剧这条唯一的路,为了将来成为一名好演员,小小年纪,心安理得地承受着所有的苦。他羡慕其他同学武功好,便央求父亲给自己“撕腿”,行里出身的父亲吓了一跳:“撕腿比上刑还疼,你不怕?”“不怕!”小地园的大眼睛里满是天真的固执。等父亲把他的腿生生“撕”开,已经扭过脸去不敢看儿子的表情了,却还听见小地园咬着牙说,爸爸,没事,再使点劲儿……

“四小须生”里,马超博的优势是嗓子好,但这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少人印象里,马超博是“会唱不会做”,刚进校的时候,每次演出总结时,他都会作为“台上没样儿”的“反面典型”被“拎”出来。生性沉默倔强的马超博不说什么,只是发疯一般地开始了“山后练鞭”。武生组的同学练什么,他就练什么,而且练得比人家更多、更狠。王如昆老师说,有一天熄灯前他在楼里巡视,发现马超博还留在练功房里,正一遍遍练着“打虎上山”的身段:“涮腰勒马”、“悬蹄转圈”、“跨腿腾空分腿拧叉”……大热天穿着厚厚的“胖袄”,最终几近虚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等王老师把他抱起来,才发现孩子细细的两条腿上还绑着沙袋……

作为“四小须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由奇学戏已经有点晚了,可这个东北姑娘生性倔强,用老师们的话说,戏校七年,由奇过的全是苦日子:她从来不去逛街,也不出去玩,正是女孩子爱美的年纪,由奇却从不化妆,就留个“假小子头”,一年四季都穿着练功的衣裤。所有的休息日,由奇都是在练功房度过的。有一回妈妈和姐姐趁放假来北京,宿舍、食堂……全找了一遍,天快黑了才找到正“练私功”的由奇,看着满头大汗的女儿,妈妈只说了一句“姑娘你吃饭了吗?”眼泪就扑簌簌掉了下来。

“俺好似凤脱翎毛怎能飞”

童伶的辉煌,注定是短暂的。当男孩子进入变声期,考验他们还能不能继续舞台生涯的第一个重大关口就来到了。

穆宇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他和陆地园坐在台下看戏,依然是熟悉的《智取威虎山》,只是曾经属于自己的角色换成了小班的师弟。“地园一直不说话,然后突然扑到我怀里大哭起来。”

戏校老师和宝堂当时也在场,事后对记者回忆起当时情景,他轻轻摇摇头:“穆宇光说别人了,其实是两个孩子在台下抱头痛哭。”

把他们换下来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倒仓”的迹象。

梨园行把男孩子变声叫作“倒仓”,来自一个形象的比喻——“仓”倒了,粮食洒了,也就没饭吃了。“倒仓”是所有学戏的男孩子必须经历的“鬼门关”,也是戏曲教育中至今不能破解的最大难题。二百多年来,有太多天赋异禀的小名伶没能迈过“仓门”,从此泯然众人。

穆宇和马超博的老师白元鸣先生曾是富连成“元”字辈最好的老生,谭元寿先生就常说,我算什么?当年唱《探母》,人家白元鸣是四郎,我是六郎。可从前科班的观念认为越是“倒仓”越要多用嗓子,白元鸣在“倒仓”期间有时一天竟要演三场《探母》,终于嗓子完全坏掉,再也不能登台唱主角了。

李少春先生的嗓音也是在“倒仓”时坏掉的,不过他聪明绝顶,博采众长另辟蹊径,终成一代大家。通过和歌剧演员的接触,李少春明白了变声期的嗓子要靠“养”而不是靠“练”,他的儿子李宝春小时候也在北京戏校学老生,“倒仓”的时候,头天还好好的,第二天,过门响罢,竟一个字也唱不出了。周末回家向父亲汇报功课,李少春听儿子唱了一句就说,停,不要唱了,我去戏校给你请假,明天起你不要上学了,早上多睡一会儿,起来去散散步,不要吊嗓子。依靠父亲的科学方法,不到三个月,李宝春就顺利度过变声期重返舞台了,嗓音丝毫未受影响。有了这次成功的先例,戏校才开始逐步改变教学方法。

但即便抛弃了科班的“土办法”,变声问题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年复一年,依然有一批批优秀的小演员因为“倒仓”失去了主演的位置,甚至不得不告别舞台。用从事戏曲教育多年的和宝堂的话说,“‘倒仓’的结果因人而异,几乎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从这个意义上说,“京剧的人才培养可以说是一种赌博。演员必须从小学戏,但再好的孩子,你也很难保证将来会怎么样。”

2001年,陆地园提前结束了在北京戏校的学习,由父亲领回云南,目的是希望他能顺利迈过“倒仓”这道“坎”去。走的时候,老师们对他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按老先生的说法,地园嗓子细、身体弱,‘倒仓’应该不会对他有太大影响,像穆宇这样嗓音宽厚的孩子,可就难了……”

老师们不幸言中了。不久后的一天早晨,穆宇洗漱时习惯性地喊了两声,却发现嗓子“没音儿”了,“我还以为是痰卡住了,赶紧喝水,使劲咳嗽——还是没声音。到课堂上刚唱了一句,老师就拍拍我的肩膀,哎呀,你‘倒’啦……当时我就想,得,完了。”

确实是“完了”。除了影响唱,“倒仓”还会给变声期的孩子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倒仓”后很长一段时间,穆宇死活不肯上舞台:“不敢在别人面前唱了。憋得实在难受,我就半夜跑到戏校后面的小树林喊上两句,过过戏瘾……” 跟穆宇不同,马超博“倒仓”并非在一夜之间。临近毕业,演出本来就多,自恃“祖师爷赏饭”的他又对自己嗓音的细微变化毫不在意。等到终于意识到自己“倒仓”了的时候,一切都已太晚。

马超博明白,“全凭嗓子”的自己如今已经一无所有了。刚“倒仓”的时候,他甚至连后台都不敢进,胡琴也不敢听。不想让别人看笑话,他白天照旧与大家嘻嘻哈哈,晚上却盯着宿舍的天花板默默流泪,整宿整宿不能睡。

一个“倒仓”,难倒了“四小须生”中的三个。比起三个小师弟,“四小须生”中的另一位——由奇,因为是女生,幸而不存在“倒仓”的问题。但是,此刻看上去是优势的性别,将在不远的将来带给她另外的苦恼。

“怕只怕辜负了十年寒窗”

2002年,北京戏校的五十年大庆上,陆地园回了云南,由奇已于两年前毕业,马超博没有出现,穆宇正好毕业,但已不能唱,在一段《骂曹》的击鼓之后,他也告别了这座生活了整整七年的校园。“四小须生”就此风流云散。

从戏校毕业后,由奇同时考上了两所学校:中国戏曲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表演艺术学院。选择上哪个,似乎不是问题。“第一反应当然是选戏曲学院了,”七年后重拾这个话题,由奇依然是东北人的快言快语,“毕竟是京剧的最高学府啊,现在的名家名角,得有一半是那儿出来的吧?再说了,戏曲学院是本科,师大是大专,毕业之后文凭都不一样的。”可是由奇最终却选择了后者。师大表演艺术学院是北京戏校和北师大合办的,那一年刚刚成立,感念当年的知遇之恩,由奇怎能让孙校长失望呢?“而且,不瞒你说,我家里条件一般。戏曲学院四年光学费就要4万块钱,师大这个只要两年,孙校长又答应给我的学费减半……”由奇笑了笑,没再说下去。说起来,“四小须生”的家庭条件都不好:穆宇父母离婚,母亲下岗;陆地园父亲唱戏,母亲是售货员;由奇父母都是下岗工人;马超博父母都是农民,家境尤为困难。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高昂的学费。

为了不让优秀的京剧人才流失,在他们上北京戏校时期,学校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他们“减负”——把陆地园的父母和穆宇的母亲都接来北京,在戏校安排了工作;把由奇的学费从每年2万元减到6000元;通过助学金、奖学金帮马超博解决了学费和餐费。穆宇更幸运些,戏校七年,他的学费都是由一位好心的老中医和原中国戏迷协会会长何凤仪“包办”的。毕业后,上海逸夫舞台的总经理高美芬提出,只要穆宇来上海念书,她愿意替穆宇负担全部学费。穆宇去了上海戏校念大专。从此中断了与从前所有老师同学的联系。北京戏校几次到上海演出,竟然回回都找不到穆宇。不了解他的人,说这孩子忘恩负义没良心,从小看他长大的和宝堂老师却明白,穆宇是觉得自己嗓子坏了,“无颜见江东父老”。直到有一天,带队到上海演出的和宝堂接到一个电话,他一下子就听出了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和老师!我是穆宇!我嗓子好多了,能唱六字调了!今天晚上我请老师们吃饭吧!”

2004年,穆宇又回到北京,成了北京京剧院二团的一名普通演员。他终于还是选择了北京戏校一辈辈师哥师姐们最常走的那条路——进北京京剧院,从普通演员做起。因为这里,有着爱戏如命的穆宇最难以割舍的“京剧空气”。

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是,师姐由奇也在这个团里。此刻的由奇正陷在自己的烦恼里。进了剧团她才发现,曾使她免于“倒仓”麻烦的性别优势,如今成了自己致命的劣势。

京剧是讲究合作的艺术,老戏迷把好看的戏叫做“一棵菜”,就是说台上演员之间配合默契,看着舒服。可女老生受先天条件限制,对合作者的条件尤为挑剔——调门要高,个子却不能太高。在戏校的时候,都是孩子,找个搭档容易,进了剧团再找可就难了。

刚进剧团那几年,由奇什么活儿都来过,院子、太监、龙套……甚至去跑宫女。2003年底“纪程”演出的《文姬归汉》在电视上一播,立刻有戏迷打电话来问,李世济后面那个宫女怎么那么像你?由奇说:那就是我。电话那边,看了她好多年戏的戏迷半晌无言。

由奇不是不愿意跑龙套,她担心的是:“老生台上最怕带女相了,要成了习惯可怎么好?”

穆宇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的嗓音至今没有完全恢复,年纪轻轻的,得不到团里主演的位置,每月也只能挣着微薄的工资。倒是常有些老戏迷,会围着长安大戏院的水牌子,指着上面“穆宇”两个字发出一番感叹——当年多红的孩子,“四小须生”他是头一名呢!这么些年没见着,怎么连《凤还巢》都演上了?

比起由奇和穆宇,马超博的“点儿”好像更“背”。从北京戏校毕业后,他和几个同学加入了戏校的“演出小队”,在京剧院人手不够时去“助演”。嗓子倒了,只能翻翻跟头、跑跑龙套。感觉到前途一片黯淡,他决定彻底告别京剧舞台。

2003年和2004年,马超博分别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专业课都轻松过关,却接连在文化课面前败下阵来。文化课差,是戏校的孩子们升学时最头疼的问题,也是古老京剧艺术的又一无奈。过去管京剧科班叫“七年大狱”,学戏期间,孩子们必须全身心投入,几乎“与世隔绝”。像富连成科班,作为京剧史上最著名的“大狱”,其“封闭式”、“全天候”教学方法造就了数不胜数的艺术大家,却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老艺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缺失。

今年元旦,硕果仅存的几位富连成“世”字辈艺人之一、90岁的“江南第一丑”艾世菊出现在一个电视综艺节目里,老先生中风多年,坐着轮椅,思路和口齿都已经很不清晰,别人的问话一句也答不上来。可主持人一句“再锯就不够材料啦!”念罢,艾老竟然顺口接了下去:“具,具告状民女宋氏巧姣……”几百字的“大状”,风烛残年的老人一口气背完,没有停顿,甚至没有表情——对他来说,这套词儿实在太过熟悉,听到“不够材料”就会条件反射般地念下去。一旁的马长礼先生帮艾老擦去嘴边控制不住的口涎,自己也几乎落泪——童年要经过怎样残酷的反复训练,才能把这一纸“大状”融到自己血液里?

应该说,今天的戏校已经很重视学生的文化课学习,然而京剧传统的教学和训练方式不可能改变,孩子们上完一两个钟头的早功课,踢腿下腰跑圆场,早累得气喘吁吁,再坐进教室对着小蝌蚪一样的英文单词,不犯困才怪。

连续考学失利,马超博只能咬牙出去独闯江湖。2004年下半年,“四小须生”的其他三位突然失去了超博的消息,他在一夜间神秘消失了。“人生聚散实难料”

京剧《群英会》由奇和穆宇在北京京剧院“跑龙套”,马超博不知所踪,而此时,远在云南的陆地园却被人生的大不幸击中了。2004年12月27日,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陆地园的母亲看了一眼诊断书,两腿一软就瘫在地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还没过17岁生日的儿子不过发了几天低烧,为什么竟得上了这种绝症?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一夜间传遍梨园。

2005年1月9日,北京戏校为陆地园募捐的义演在北京戏校排演场举行。众多京剧名家都推掉其他演出赶来了。亲临现场的人没有不落泪的: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戏迷,挤公交车从京城各个角落赶来,中午舍不得在外面吃饭,就啃个凉馒头,喝自带的白开水,可往捐款箱里投钱的时候,丝毫没有犹豫。老人们都说,我是看着小地园长大的,这孩子太可人疼,只要挺过了这一关,将来又是一个于魁智呢……  “四小须生”中的另外几位也赶来了。

由奇上台清唱了最拿手的《搜孤救孤》;与陆地园最亲的穆宇,把自己第一个月的 资工 ,加上向妈妈借的,一共1000元全部捐给了地园;连消失了的马超博也露面了,他是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回来的,虽然依然不能唱…… 这是“四小须生”毕业后第一次重逢:三个小伙伴重聚在一起,为的是远在千里之外身患绝症的另一个小伙伴。

谁也没想到,盼了许久的再聚首,竟是在这样一个场合。那天,他们谁也没多说话,只是一次次红了眼圈。一年后的2006年1月,某日,穆宇在团里接到个电话,是个怯生生的、小姑娘一般的声音:“我是陆地园。我来北京治病了,刚下飞机——你能来看看我吗?”  就算当时地园站在面前,穆宇恐怕也认不出当年的小伙伴来了。

在大家的记忆里,陆地园是个漂亮可爱的小男孩:桃子一样的小脸,尖尖的下颏,一双乌黑清亮的大眼睛,活像个小精灵。可得病后的9次化疗已经让他面目全非:头发和眉毛都掉光了,大量的激素使他的体重由54公斤猛增到81公斤,胳膊和腿却越发干瘦,活像细细的笤帚杆,上面密密麻麻都是针孔。

由于找不到相符的骨髓配型,患病一年后,父母只能带着陆地园转入北京的一家专门医院,寻求最后一线生机。病中的陆地园从未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他只是说,老天爷这回要考验我了——我挺知足的,得了这样的病,如果我不是陆地园,怎么能活到今天?的确,陆地园的人缘太好了。为了帮他交上巨额的医药费,除了当年的 师老 、同学,远在上海的王佩瑜与素昧平生的郭德纲也一次次组织义演为他募捐。

北京娱乐信报的记者唐雪薇一直关注和报道着陆地园的病情,她说,从地园得病起,自己的手机就成了热线,太多太多的戏迷寄来信件、玩具和零食,托她给地园带去。去年春节,还有个日本的戏迷寄来了自制的贺卡,画面上,那个小“杨四郎”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人人都说真像地园。地园反而没那么高兴,只是淡淡地说,这不是我,我哪有这么好看?

疾病损毁的不仅是陆地园的容貌,还有他的声音。可病中的地园依然喜欢唱戏,他唱给父母,唱给医生,唱给每个来看望他的人。不管有板没板,不管调门唱不唱得上去,仿佛只有在开口唱戏的瞬间,他才找回了自己。只是,他越唱得陶醉,唱得开心,一边的听众就越想掉眼泪。

去年,陆地园的病情一度好转,医生允许他出院回家。一听到这个消息,地园就开始央求唐雪薇:姐姐,你多给我带点京剧的光盘来好不好?他拉着唐雪薇聊个没完,描述着自己心中的宏伟蓝图:我会唱很多大戏,会很红,会挣很多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还要报答那么多好心的戏迷,报答帮过我的人……

看地园那么高兴,唐雪薇不忍心打击他,只是试探着说,地园,等将来病好了,我们不一定非要唱戏嘛,还可以做别的啊……可地园仿佛没听见这句话,他依然沉浸在美妙的想象中,想象着自己又站在舞台上,站在舞台正中……“除了唱戏,他根本不认为自己这辈子会有第二条路。”唐雪薇说。

可是,地园的梦想终究没能实现。不久之后,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再也没能离开。四次移植母亲的半相合骨髓,严重的排异反应让陆地园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却仍然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

2006年12月21日晚,已经十分虚弱的地园最后一次唱了起来,他唱了《上天台》,又唱了《空城计》,他依然认真地问爸爸,我唱的有什么不对吗?随后,他又给不听戏的妈妈唱了《世上只有妈妈好》。仿佛有所预感,唱完之后,他突然问已经肝肠寸断的母亲:妈妈,你们恨我吗?后悔把我养到18岁吗?

就在那天夜里,地园的病情突然恶化。弥留之际,他依然没有忘记托父母转告所有关心他、帮助他的戏迷:“我努力过了,可是我真的很无奈,谢谢所有的好心人,我辜负了大家……”

12月25日中午,陆地园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此时的他已不能说话,他只是看着床边憔悴的父母,两行清泪顺着脸庞缓缓淌下。

陆地园的生命,最终定格在12月26日零点整。那个如此热爱京剧的小精灵去了,从那一刻起,曾经辉煌的“四小须生”也成了永远残缺的记忆。

时来就要上青霄”

1997—2007。整整十年。陆地园走了。“四小须生”的其他三位也从昔日光芒四射的明星,成为普通人。经历了辉煌,又从辉煌回归平凡,对于少年人,这种沧桑更具别样滋味。脱去了炫目的光环,也许更能看清人生的本意。2003年,由奇拜在了余派名宿陈志清先生门下,短短几年时间,陈先生给由奇说了《搜孤救孤》、《洪羊洞》、《捉放曹》、《二进宫》等十几出余派本工戏。有人问,学了这么多戏,又演不了,不是更郁闷吗?由奇笑了:“要不我说陈老师好呢,他不光教我做戏,还教做人。他跟我说,年轻人别着急,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往兜里装’,别到了该掏的时候掏不出来。” “往外掏”的机会,终于让由奇等来了。

团里排了《龙凤呈祥》,师哥杨少彭演主角刘备,由奇演诸葛亮,只在最后一场露个小脸。京剧院和长安大戏院的演出合同一签就是一百场,由奇笑言,这辈子自己演过最多的角色,恐怕就是《龙凤呈祥》里的诸葛亮了。去年《龙凤呈祥》演到七十来场的时候,杨少彭的嗓音突然出了些问题,短期内没法再唱这样繁重的大戏。

当时手边能用的老生只有由奇一个,团长问,让你上能行吗?由奇一口答应下来——我行! 事后想,由奇都有点后怕:“我就是嘴硬,其实根本没学过这戏。团长是周五跟我说的,紧跟着从周一到周四就要连演四场。我只能用周末两天时间跟陈老师学了这出戏,才救了急。” 多亏一直“山后练鞭”,四场演下来,她这个“临时刘备”竟得到了全团上下的一致认可,并且就此“转正”,剩下那二十几场《龙凤呈祥》的刘备,全部换成了由奇。

这次救场,也让剧团领导们重新看到了由奇的实力。去年10月5日,是由奇永远忘不掉的日子,在告别“四小须生”时代之后,她重又登上长安大戏院的舞台,唱了一场大戏——全本《大探二》。演出结束后,很多戏迷赶到后台对她说:由奇,我们终于又看见你了! 穆宇现在已经拜张学津先生为师。和所有年轻的京剧演员一样,他白天到团里学戏、排戏,晚上到剧场演戏、看戏,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生活,爱戏如命的穆宇却过得平淡而踏实。

进团两年,穆宇的演出机会也越来越多,什么分量的角色都有,大到《洪羊洞》里几乎一人从头唱到尾的杨延昭,小到《会审》里统共说不了几十个字的潘必正,穆宇都演得投入,演得忘我。

马超博呢?2005年9月,北京戏校请由奇回去作兼职教师,教学丑行的孩子们两出老生戏。开学没几天,由奇的课堂上就来了个“旁听生”——“蒸发”许久的马超博重新现身了。原来,过去一年里,他一直跟着不同的电视剧组在全国各地跑,靠帮人家做幕后工作挣些钱。但他终究还是放不下自己的京剧梦想,于是,又考回了师大表演艺术学院。入学考专业课的时候,考官们一句都没让他唱——都是当年的老师,谁会怀疑超博的水平呢?考试变成了叙旧,大家全都围过来拉着他问东问西。

听说超博回来,穆宇往戏校跑得更勤了,俩人没事就结伴去看师弟师妹们排戏。“现在的孩子,跟我们那会儿可不一样啦,”超博老气横秋地叹着气,“当年我们哪懂什么名牌啊,一门心思就知道戏,比着练私功,恨不得去食堂都穿着厚底。哪像他们,自己同学排戏都不来看,那么大个排练场,除了老师,就我和穆宇俩人……”  从“倒仓”到现在,整整五年,马超博再没演过一次主角,甚至再没完完整整唱过一出戏了。

几年间,他的家庭也屡遭不幸:前年,唯一的同胞哥哥车祸重伤;今年1月19日,突然又接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提起父亲,超博瞬间哽咽,片刻后却笑了:“我知道很多人都可怜我,觉得我这些年太背了——说不郁闷是假的,可难过有什么用呢。多少悲剧开头的戏,都是喜剧结尾的,谁知道我马超博将来就不行呢?”还真让马超博说中了。他的大嗓倒了,小嗓却出来了,水房里冷不丁的一嗓子,几乎让唱小生的同学嫉妒死。从这学期开始,马超博正式被划到了小生组,刚上了三节课,大模样已经出来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梨园行不乏改换行当而大红大紫的先例。小生行的一代宗师叶盛兰不就是旦角改过来的么?更有代表性的是王金璐先生,这个“童伶选举”中的“生部冠军”,曾因为伤病告别舞台整整二十年,复出之后反而比从前更红,被奉为当今梨园的“武生泰斗”。如今,穆宇、由奇和马超博还会时而聚在一起,聊当年的趣事,聊最爱的京剧。

虽说谁也不大愿意再提起“四小须生”这几个字,但对于一同度过的美好年华,对于曾经的伙伴,每个人都怀着深深的眷恋。对于京剧,他们都依然保有一份执着。不复有昔日辉煌的他们,仍然激励着彼此,在这清贫寂寞的天地里,咬牙坚持下去。

回首“四小须生”的十年起落坎坷,亦令人感慨不已。戏曲演员的成才是一个何其艰苦的过程,名家大师,谁人不是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千辛万苦磨砺出来的。二百年来,成功的毕竟是少数,有多少人同样付出了百般辛苦,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出头而湮没无闻。

然而,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人飞蛾扑火般的无悔投入,才使京剧这门古老而寂寞的艺术,能够代复一代地传承下去。人生如戏。“四小须生”的十年大戏已然落幕,虽然结局并非喜剧,但毕竟他们还年轻,未来的路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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