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甲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就将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抄送诸臣的报告)，未请示陈新甲就开始抄传，并拿到当时的政府机关报《邸报》上发表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本来是保密的议和经过，一下子被群臣百官览阅，朝野为之哗然。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明、清都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议和上大做文章。明、清之间存在着议和成功的可能性吗？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一篇可以改写明朝历史的救国良机，却因为一个人的不谨慎、一篇未经审核就发表的新闻稿以及崇祯皇帝的死要面子，而眼睁睁失去。议和之事最终也只能草草收场。
真诚议和的皇太极
一直以来，皇太极都以议和为话题，与明王朝不断周旋，在战与和之间纵横捭阖：议和是为了选择更有利的时机发动战争，而战争又是为了能够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促成双方的议和。
但皇太极屡次提出议和，并不完全是出于兵不厌诈的军事考虑，可以说在特定的一段时间内，他的议和举动还是具有相当的真诚成分的。
曾经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皇太极的实力虽然比努尔哈赤大为增强，但也一直希望同明朝保持友好，发展贸易。即使在攻明战争屡次胜利时，他在议和文书上也低明皇帝一字书写，并接受了明廷要其遵明正朔、取消“伪号”的要求—在尚未达成议和协议之时，不书天聪年号只写干支。当其羽翼已丰，多次攻入内地，明朝已无法招架之时，他仍然多次发布告示说，愿与明友好、议和。皇太极还把征战中抢夺来的原明朝发给海西女真四部及蒙古诸部的敕书(实即与明的贸易许可证)，一直保存到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1639年)，表明了他要与明朝发展贸易的愿望。由此可见，明清之间原本是存在着议和成功的可能性的。
用款封王并非不可行
当然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明朝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即承认后金(清)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让其统治，封其为王。这虽然损害了明统治者的威望，但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减少困扰，最重要的是可以确保明朝“天朝大国”的地位。
用款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不是没有先例。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出于与明贸易、要求封王的目的攻掠明边境，致使京师多次戒严。明统治者在吃尽了苦头后终于清醒过来，于隆庆五年(1571年)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封其下各部首领以相应的官职，从而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乱，使边塞安宁数十年。这是以和制叛、以和取胜的先例，对清议和完全可以参照办理。
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杨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俺答犯塞时与今日边峰“前后酷相类”，俺答受封之后，蓟门宣大一带男耕女织，百姓生活十分安定。他认为“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还不敢公开说出来。
分界而治的主张
皇太极的成熟与稳健，也促使他思考问题比群臣深入一层，比崇祯皇帝高出一筹。皇太极感到，目前内部的稳定局面是因为有明朝这一大敌才形成的，一旦失去这一大敌，清廷内部的稳定和谐将会随之瓦解。只有在取得一些胜利之后，加强内部的整顿和对周边势力的驯服，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
明崇祯十五年农历五月，基于对敌我形势的分析，尽管崇祯皇帝不伦不类的“议和信”让皇太极看了很不爽，但皇太极还是委曲求全，热情地接待了马绍愉等来使，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农历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派官将他们送到15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今连山区)境内。
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信中，皇太极在追溯了后金(清)与明朝开战的历史渊源后，又谈到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议和通好。
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被收入《清太宗实录》得以保存。从行文来看，皇太极的态度比较谦恭，在一番客套话之后，皇太极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战四项条件，字里行间完全没有威胁的意味。
尽管如此，皇太极对明朝的诚意并没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发出了最后通牒：“若不愿和好，再勿遣使致书……约九月不至则治兵。”言外之意，和谈一旦无望，只有兵戎相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