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有那么多史书，才让后世得以瞻仰先人的智慧和结晶。历史往往以一种最鲜活的生命力，指引着我们未来的人生。那么作为公羊三传之一的左传是一部什么体史书呢?感兴趣的朋友一起看看吧。
左传是一部什么体史书
《左传》全名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之人所作。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春秋》，最大的编年体史书为《资治通鉴》，所以《左传》只能说是最早的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中国春秋历史的史学名著。又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阇(盲史官)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见到的其他典籍，编成了《左传》这部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看，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瞽阇)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左传》是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的。通过《左传》介绍的史事，能真正理解《春秋》标题目录的全部意义。所以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左传》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左传》在西汉时属古文经，并成为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唐人孔颖达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传诂》，则对杜注多所指摘。近人杨伯峻作《春秋左传注》，简明适用。
关于《左传》的作者﹐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丘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般都认为《左传》之作者为左丘明，此说最早见于《史记》，两汉至隋的学者都奉之为权威，自唐以降，始有学者质疑。关于《左传》之作者，有如下几种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一、有人认为是吴起。因为《左传》尊季孙氏，而《韩非子》记载，“季孙新弑君，吴起仕焉。”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左传》于晋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于楚史尊王而贬臣，吴起在楚国受到楚王重用，而大臣反对他，阻挠其变法。吴起是大军事家，而《左传》正长于描写战争。吴起为“卫左氏人”。所以看起来吴起似为《左传》之作者，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及看到的。所以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二、有人认为《左传》对楚国记载得绘声绘色，看来作者精通楚语。三、有人认为《左传》为鲁国史官左氏所作，也许此左氏为左丘明之后。四、《左传》记载的孔子的许多言论与传统儒家思想不合。当初，孟子卒而儒家分，所以有人认为《左传》为儒之别派所作，与儒之正统派是有所不同的。
其他诸说，论据不足，难以信服，存疑也。而自唐以降，对左丘明作《左传》质疑者众矣，且也能出示论据。然今未有定论，未有确凿之证据表明《左传》确为某人所作，姑当从传统之说，以左丘明为《左传》作者。
《左传》是一部解释和补充《春秋》一书的重要典籍。相传在春秋时期，孔子曾对鲁国的《春秋》作过一次修订，后来就被定为儒家的经典之一。但是这部记录鲁国历史的书，文字太简单，虽然有明确的年月记录，但每件事情的文字只有短短几句，甚至几个字，是提要式的记录，事情的经过及前因后果都没有作交待，干巴巴的没什么可读性。于是，不久以后就出现了解释和补充《春秋》的著作。这种为“经书”作解释的著作就叫做“传”。
为《春秋》作传的书相传有公羊高作的《公羊传》、毅梁赤作的《毅梁传》和左丘明作的《左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公羊传》和《般梁传》主要是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微言大义是指文字简要但含义精深)，没有多少史实补充，比较空洞，影响不大。《左传》采用了其他许多史书的材料，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为《春秋》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也为历史保留了大量资料，倍受后代史学家的重视。在“三传”中，《左传》的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是先秦时期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
《左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在盲人左丘明传授的基础上，经过后来儒家学派中的一些人完成的。据说，左丘明是类似于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式的人物，他虽然双目失明，但博闻强记，具有很深广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失明以后，更加发奋著述，终于有了《左传》的问世。这部书的内容是记述鲁国的历史，但又不限制在这个范围，而且对当时其他国家的重大事件和相互关系，也有很详细的记载。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就曾以《左传》为重要的史料依据，许多后代史学家在修编这段历史时，都离不开
《左传》。难怪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左传》的存在，后世学者几乎无法对春秋时期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
《左传》受到人们的推崇，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不像一般的史书那样干巴巴地记事。《左传》的语言精练、严谨、叙事有繁有简、生动活泼，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大到对战争的描写，小到对宫中某某人事的刻画，都十分精彩，引人入胜，耐人回味，有些篇章已成为千古流传、脍炙人口的佳作。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磁体的指极性，大约在战国时期，我国人民就发明了指南针。最早的指南针叫“司南”，它的样子像一只勺子，底是圆的，可以在光滑的盘面上自由旋转，它用天然磁石制成，当勺子静止不动时，勺柄指向南方。汉代时，人们将司南放在有刻度的地盘上，这些刻度表示24种方向，帮助司南定向。
天然磁石经过磨制后，磁性比较弱，而且加工成品率很低，所以司南的使用不是很广泛。后来，人们发明了人工磁化的方法，创造出具有更高指南性能的指南仪器，这就是指南鱼。指南鱼是将一块鱼形铁片经过人工磁化后，放入碗中浮于水面，用来指示方向。人工磁化是一大进步，但是这种磁化获得的磁性还不是很大，而且用水做平面，使用起来也很不方便，所以实用性仍不高。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又制造出指南针。
指南针是用天然磁石去摩擦一根细长的钢针，这种被磁化的钢针磁性就大多了，而且使用简便，可以有好几种方法，可以放在水上，也可以架在某种物体上，还可以用线悬挂起来，都能够得到指南效果。
指南针的发明，对社会生活是个了不起的贡献，对军事活动、生产生活、交通运输、航海事业都起了特殊的作用。没有发现指南针以前，海上航行全靠对日月星辰的辨认来确定方向，一旦阴天就失去了辨认方向的目标，只好停船等天晴了再走。指南针解决了这一难题，宋代发明了罗盘，对航海罗盘是将指南针和方向盘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根据指南针在方位盘上的位置，作出精确的定向，这是指南针发展史上的一次大飞跃。
我国的指南针大约在公元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由海上传入阿拉伯，再由阿拉伯传到欧洲，在指南针的基础上，欧洲人发明了早罗盘。中国指南针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