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求贤若渴、知人善任的故事。像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恭请诸葛亮出山辅佐汉室的故事，都成为流传至今的重视人才的佳话。其实，盛世明君唐太宗也有一段“四请马周”的故事，将他“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的用人之道和思贤若渴的明君本色，展现得淋漓尽致。
马周（601～648），字宾王，出生在山东茌平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然而，天资聪颖的马周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勤读博学，不到二十岁时就已精《诗》《书》、善《春秋》了。不过，才华横溢的马周，因不能挣钱受到乡里人的嘲笑，因自命不凡找工作时四处碰壁。后赴长安准备大展才略，囊中差涩之时亦常遭店主冷落讥笑。直到成为常何府中门客之后，命运才有所改变。再后来，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让他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四请”之赏。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令京中五品以上官员都要上书，畅言为政得失。这可难坏了武将常何，他愁眉不展，回家给马周讲这事儿。不料马周对此早已胸有成竹，一口气按自己的想法写了二十多条建议，坦言天下平定之后，国家要做的事情就是以文德治国，培育全社会讲诚信忠义的正气。一介武夫出身的常何，对此似懂非懂，但见奏章写得那么长，肯定够分量，便乐滋滋地递上去交差了事。
唐太宗把满朝文武的奏章都仔细阅读了。读到常何递上来的奏章时，唐太宗本想走走形式，一翻即过，因为他料想这个粗人也写不出什么高见来。然而这一翻，却把太宗惊呆了，里面那些四六骈文，引经据典，切中时弊，“事皆合旨”，确属可行。唐太宗大喜过望，立即问常何：“这是你写的吗？”常何也算是实在，当庭承认奏章出自他家门客马周之手，并忐忑不安地等候唐太宗发落。
唐太宗非但没有怪罪常何，反而令他立刻回家，请马周入宫见驾。等了约半个时辰，不见马周前来。太宗求贤心切，亲自派官员驾宫中的四马彩车去请马周。又过了半个时辰，太宗到殿外张望，还不见马周入宫。他又派了一辆四马彩车前去催请。如此一连四次，马周才从容进宫。《贞观政要》记载了这一佳话：“(马周)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事后，常何还因荐才有功，获赠“绢三百匹”。
马周与唐太宗相见，君臣相谈甚欢，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唐太宗广泛问及尧舜的德治天下、孔孟儒学的思想精华、周隋的盛衰兴亡以及当今的时弊和治国要略，马周对答如流，见解精辟。太宗对马周的才华和忠诚极为赞赏，立即安排他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不到一年，又授予他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加官至中书舍人。再到后来，贞观十八年(644年)，马周已升迁为中书令并太子左庶子，也就是当上了当朝宰相和皇太子李治的老师，成为了唐帝国的栋梁之臣。
在马周48岁的生命中，自被唐太宗“四请”进入朝廷从政后，就步步升迁。马周既没在基层任过地方官，也没因工作失误受过处分，一出道就深得太宗信任，长期协助唐太宗处理国家公务，掌管军国政令。其提拔速度之快、官位之显赫、宦途之平坦，无人可比。太宗曾言“我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又曾写下“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赠给马周；马周晚年生病后，唐太宗“上亲为调药，使太子临问”；马周死后，李世民为其举行高规格的国葬，特别让马周陪葬于自己的昭陵……这样的“礼遇”，在名臣云集的唐朝初年亦属罕见。
而马周，为了报答唐太宗“四请”之恩，一生都恪尽职守，直言敢谏。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著名的《陈时政疏》。里面讲了几个主要观点：一是节俭治国，力戒奢侈；二是关心百姓苦乐，宽徭减赋，不可横征暴敛；三是重视刺史、县令等地方官的选拔任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四是以隋亡为鉴，重视历史经验教训……唐太宗阅后“称善久之”，酷爱读史的毛泽东也曾称马周之奏折，是继贾谊《治安策》后历朝历代的“第一奇文”。
贫民出身的马周，能够由幕后走到前台，由一介草民而至卿相，在初唐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星光璀璨，除了他自己博古通今、才华横溢之外，更得益于唐太宗求贤若渴、不具一格识才用才、知人善任的明君胸襟和眼界。作为一位很有建树的封建帝王，唐太宗不问出身、资历、背景、关系等因素，甚至不计前嫌的用人之道和治国韬略，一直贯穿于他整个执政期间，使得朝中人才济济，为贞观之治和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至今仍具有借鉴和示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