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文的成就相比，谢章铤的词学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显著。
在清代词学流派此起彼伏的时期里，云间导其源，倡导香艳词风，主宗南唐北宋；阳羡反思云间之弊，推尊词体，追步苏、辛；浙西适承平时代，极力推崇南宋姜、张的词作，于传统的婉约、豪放之外，提出醇雅新风格；常州处于时局衰微时期，反对浙派末流，尊词体重词意。
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说：“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
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浙西词派主张以“意内言外”释词义，以“比兴寄托”论词旨。
而谢章铤却能独出机抒，不依不傍，折中浙、常两家之说而自立其间。
他既肯定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和“意内言外”，又不废浙西词派的清空骚雅，提出“诗词同源”以推尊词体，主张以诗史论词史、以诗人论词人，认为北宋与南宋应该并重、婉约与豪放不可偏废。
谢章铤超越了一般词论家对词的社会作用的论述和抒情功能的阐发，在辩证借鉴前人词学观念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词学理论。
与唐诗的“四期说相比，唐宋词的发展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谢章铤论词主张三分法，虽在其中并没直言三分词史，但却将这种分法隐含在对各个阶段不同词风的论述中。
他不仅肯定了晚唐五代所开创的婉约清丽的词风，也肯定了北宋、南宋词风各有优点。
与浙西词派论词推崇南宋和常州词派论词主张北宋不同，对于北宋或者南宋，他并未偏重，而是主张并重。
论晚唐五代词风花间集》作为第一部文人词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称其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
它所创立的婉丽词调成为后代词家创作的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
谢章铤在词话中也多处肯定了《花间》、《兰畹》所创立的婉丽绮靡词风。
谢氏在此简述了晚唐五代时期的词风。
西蜀《花间集》与南唐《兰畹集》是最早的词集，二者所创立的浓艳香软、柔靡幽婉词风不仅对当时，乃至后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词在初创时是君臣用于娱宾遣兴、佐酒寻欢，然而帝王将相的喜爱风尚往往能在民间引起更大的影响。
所以宫廷的宴饮作词之风，随之流播于旗亭酒肆，民间开始流行艳词丽作。
而这又投合了民众的审美趣味，成为词作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谢章铤在此论述了三唐五季所创立的华丽雕绘的词体传统，不仅重视词藻，也标举性情。
无论是“雕琼镂玉”，还是“盛丽妖冶”，都可见其侧艳缠绵之风，而不论是“登金张之堂”，还是“揽施嫱之祛”，其目的都在于通乎性情。
可见性情和词藻是晚唐五代词人所追求的宗尚。
词学史上的南北宋之争一直是历代词学家争论的问题，胡建次认为可以分成三种情况：偏重以北宋为宗之论，偏重以南宋为宗之论；主张兼容并取南北宋之论。
杨娜认为这是“迄今可知的第一篇明确论及南北宋词不同的词学理论文献。
”柴望既推崇北宋宣和、靖康年间的周邦彦、康与之等人的词作，又称赞南宋姜夔的词作别出心裁，“柴望有意识地将周邦彦或姜夔看作南北宋词坛的主流风尚进行优劣对比，不仅开启了历代词学理论中南北宋之争的先河，而且为推崇北宋词的后世词论家提供了一种相对成熟的思维模式”。
此后或者推尊北宋，或者崇尚南宋，历代各有其人，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标准来选择宗法的对象。
胡建次认为，在中国古典词学中俞彦是最早提出南北宋词并取的主张。
俞彦认为唐诗愈变愈下，但是宋词却并非如此，南宋词在艺术表现上变得更加充实。
“清代，主张兼融并取南北宋词优长的承传线索，主要体现在王士稹、田同之、周济、宋翔凤、谢章铤、陈廷焯、张德瀛、况周颐、王国维等人的言论中。
”谢章铤论词主张三分法：晚唐五代是词体的起源期；北宋是成熟期；词在南渡之后渐趋衰微。
随着时代际会和词体自身的发展，词从内容到风格都发生了变化，这也是造成后人对北宋、南宋不同宗尚的原由。
谢章铤的主张较为通脱，主张二者并重。
谢章铤身处此时，不为浙、常两家所限，能够作出更i合理的主张，实属创见。
谢章铤在此已对南、北宋的不同词风有了清晰的认识，不仅从体制上，也从语言上进行了辨别。
宋初沿袭晚唐传统，作词以小令为主。
柳永创制新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创作技巧，但未形成风气，直到南宋才盛行长调。
北宋多柔美香艳之词，表现歌儿舞女、艳情俗调，南宋多刚健风骨之词，重在抒写家国之恨、亡国之悲。
然而在谢章铤看来，偏爱其一，均非全才。
被称为北宋正宗的欧阳、晏、秦之词深得《花间》遗风，在宋初创作了许多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作品。
柳永更是将这种表现艳俗之情的词作推向极致，乃至趋向于俚俗淫靡，所以众多文人不屑为词。
南宋的姜夔、高观国、史达祖可谓是“清雅”正宗，不仅将北宋周邦彦所开创的雅化之路继续向前推进，而且达到了宋词雅化的高峰。
然而吴文英却过于重视词作的练字造句，堆彻典故，乃至晦涩难懂。
蒋捷词讲究音律、洗练缜密，却失之流畅自然。
总之，北宋词多沿袭五代，风格主婉，南宋词一改前期婉约而以豪放行之，其气使然。
诚如王小山所言，词至宋代才真正形成严格讲究格律、注重形式之美的时期。
然而细论之，北宋词在文思缜密、辞藻华丽上不如南宋，若论格律韵味的高远，则南宋又输北宋一筹。
所以北宋之词可模拟而得，南宋之词难以学而至，即使强效模仿也未必工整。
所以，谢章铤认为北宋、南宋各有所长，应该兼学，不能偏重。
正如《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学词须兼善两宋”所说：“词至南宋奥茭尽辟，亦其气运使然，但名贵之气颇乏，文工而情浅，理举而趣少。
善学者，于北宋导其源，南宋博其流,当兼善，不当孤谐。
”论宋词流派词学史上对流派的划分往往因人而异，不同的学者的观念不同，所采用的价值标准也不同，所以就形成不同的流派分法。
刘贵华以唐宋词和清词为论述对象，概括词史的流派分法。
其一，唐宋词流派，以唐宋词视为整体来看待，包括唐宋词二派、唐宋词四派、唐宋词三派和唐宋词八派。
其二，宋词流派，仅论述宋词，包括宋词二派、宋词三派、宋词四派、西江词派和南宋词派。
其三，清词流派，包括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
以派分词是清代词家在总结前人创作和理论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分法。
明人张綴将词概括为“婉约”、“豪放”二体，只是对词风的两种分类，不是以派称词。
对宋词流派的论述，最早应见于清初的王士稹《花草蒙拾》，词话云：“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
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以幼安称首”。
王士稹不仅以派分词，而且标举了豪放、婉约两派的代表人物。
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论词分派多沿此说。
由上文可知，蔡宗茂以清隽、豪宕、妍丽概括宋词三派，王鸣盛所认为的宋词三派的风格是艳冶、豪宕、清空。
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卷九说：“宋词三派，曰婉丽，曰豪宕，曰醇雅，今则又益一派曰馊饤。
”通过分析可知，谢章铤的宋词三派说和前人是相似的，虽然对各派的风格概括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谢章铤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能有所创新，他根据当时清代词坛的现实风貌，在传统的三派之外，又加“短饤”一派。
从词学意义上来说，谢章铤的四派分词比此前的三派分词具有进步意义。
他肯定了前人的三分法，但却不拘泥于已有的分法，敢于从现实出发，用新的概念来反应现实。
“短饤”本意是指食品堆迭在器皿中摆设出来，在此比喻堆彻罗列文词，具有冗繁拖沓之意。
所以“短饤”派就是指在词的创作中堆彻词语，不追求意蕴深度的派别。
谢章铤的四派分法，前三派是以风格分派别，“烜饤”派是从创作手法来概括的，前后商者所依据的标准是不同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合理性不足。
但是不可否认，“烜饤派”确实是对清代词坛的一种真实反映。
浙西词派推崇南宋姜夔、张炎，作词讲格律、崇尚醇雅，但是浙派的末流拘泥于摹拟形式而缺少意蕴，乃至产生“浮腻”、“薄弱”的弊端，这正是谢章铤所说的“馁饤”。
从另一角度说，谢章铤对后期浙西词派的弊端是批判的。
结语因此，谢章铤的词学思想是与现实密切联系的，并不是纸上空谈。
通过上述分析以及与三分法的对比，谢章铤的四分法，从本质上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加了“短饤”一派。
他从词坛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前者的分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这是值得肯定的。
至于其划分标准的合理性，则应具体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