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的文学生涯
王元化早年深受进步文学家，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三十年代就开始了文学生涯。起先从事创作，大部份作品收入小说散文集《脚踪》中。後转向以写作评论文章为主。1939年发表了《鲁迅与尼采》。1941年写了《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遭到反动势力的围攻，在“孤岛”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论战。这一时期的论文结集为《文艺漫谈》(1945)等。解放後，於五十年代初，写了一系列短评，提倡文艺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理想，反对形式主义和假大空的浮夸作风。又对一些所喜爱的外国作家如果戈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作了深入的评介，并批驳了当时否定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论调，1952年出版论文集，题名《向着真实》，作为从1939到1954这一历史阶段所写论文的选集。此书於1982年重版时，作者在後记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我不愿掩饰自己的幼稚和偏颇。早期我也走过弯路。一九三七年，我开始文艺理论习作，我只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却不能识别教条主义的危害。”“四十年代开始，我企图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按照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去探讨文艺现象。尽管在写作过程中领受了不少甘苦，但我的进展不大。从五十年代初期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明眼的读者还可以看到，……我还未能摆脱当时左的思潮的浸染。它在我身上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种偏激情绪。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往往只求气胜，而不以理胜。”1955年以后，王元化在长期困厄的境遇中，潜心书海，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西方哲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还撰写了长篇论文《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此稿於“文革”中被毁。他同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国外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言，後编成《莎士比亚研究》出版。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又致力於《文心雕龙》的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初稿就在此时写成，为郭绍虞所推重。“文革”以后，王元化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中仍笔耕不懈，发表了很多论文。；从1979到1990十年内初版和重版的著译有：《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年初版，1983年增补版)，《向着真实》(1982年重版）、《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年)、《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年)，《文学沉思录》(1983年)、《传统与反传统》(1990年)、《思辨短简》（1990年)。其中《文学沉思录》一书收入了他在1979到1982年所写的大部份文字，他旗帜鲜明地抨击文艺理论中以引证代替论证的反科学倾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哲学的高度，对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究，提出了富有独创性的见解，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把认识分为感性、知性、理性，明确指出知性的局限性，解释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真体”即从知性到理性的飞跃(《论知性的分析方法》)。又把黑格尔《小逻辑》中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理论应用於文学，从而深化了对形象思维(艺术思维)的认识。(《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以为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应区分两种不同的表象：以思想形式出现的表象(科学的)和以感觉形式出现的表象(艺术的)，科学家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艺术家则是通过个别去体现一般。在艺术思维中，由个别到一般和由一般到个别这两个认识过程不是并列的，而是互相联结互相渗透的(《形象思维杂记集录》)。这些论文与他的《文心雕龙》研究有着密切联系，许多创见写入了《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中。
王元化的作品摘录
曾国藩深于宦术，兼综儒法，以黄老之术行道，善用其刚，而以柔全之。他在排挤倾轧的宦海中，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以至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老练持重，所以人称他有沉鸷之才。当他享盛名时，反而注意收敛，以避清廷忌汉人独专危柄。如他始终不肯拜受节制江浙四省、节制直鲁豫三省之命。同治九年，上谕又命他节制楚北，他再次属疏力辞以避满大臣官文。这些地方足见其深沉老练。太平天国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知道后以“养活细民”为由准其恢复。后人对此引为美谈，称赞他的胸襟和识见。其实这一举措别有深义，他这样做不过是延续采用了清朝一贯的政治政策，只要读了龚自珍《京师乐籍说》即可明白。后世统治者佩服曾国藩，大抵是由于他把刚柔相济运用得十分贴切恰当的缘故。曾国藩喜网罗人才于幕中，其僚有三圣七贤之目。时人对这些人，曾以“此身终不动，只想见中堂”诟之。曾国藩用人之法，亦颇可观。《水窗春呓》记湘军与太平军战：……势危急。时李肃毅（鸿章）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这里所用擒纵之术与“挺经”契，虽柔实刚，较之那种缚而饲之的用人之法确要高明多了。 龚自珍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寓意深远的文章。它犀利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钳塞天下游士之术：“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备，国家不能无私举动，无阴谋。霸天下之统，其得天下与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齐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于是乃有乐籍之设，以钳塞天下游士，“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瑕以读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但是，这种约束羁縻的阴鸷之术能不能收到效果呢？他的回答是：“曰：如是则唐宋明岂无豪杰论国是，掣肘国是，而自取戮者乎？曰：有之。人主之术，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吁!”这是一篇声讨封建统治的檄文，写得慷慨激昂，令人展卷方诵，血脉已张。清统治者为了扑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在文章中提到反满固然绝对不可，就是涉及金元也在严禁之列。所以这篇文章只举唐宋明，而把元剔除在外。清雍正朝虽有罢教坊乐户之谕，但只是装点门面，事实上娼妓仍存在。《平均篇》中就提到当时有“女子鬻容之肆”。后来，曾国藩在破除太平天国后，即下令盛奖勾栏，秦淮河上，笙歌彻旦，便是采取这种手法。了解了当时背景，再来读这篇文章，就不难领会它的迂回曲折笔法所隐寓的深意：说的虽是唐宋明的封建统治者，但也针对了清统治者在内；说的虽仅限于乐籍一事，但也使人一隅反三，由此推断封建统治者是怎样既阴鸷又卑怯地采取禁锢思想的愚民政策。因此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篇寓言。读了这篇寓言后，回过头来再看看他那主张更法的经世致用的文章，什么“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什么“莫如使民不识知则顺我也”，显得多么迂腐和保守！
王元化的学术领域
《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是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之一。这部专著既对《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作了严肃精湛的思辨分析，同时又第一次将这部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和观念，上升到与西方文艺理论交流对话的层面。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由三篇专论组成，提出刘勰前后期思想有较大变化，汉晋学术思想系统中刘勰的原道观以儒家思想为骨干，以及刘勰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等观点，尤其是关于刘勰身世的重新考辨，推翻成说，具突破意义，后为学界大多数研究者认同。下篇研讨《文心》创作论内容,作者揭示并阐发的一些古代文论术语，既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明晰的思辨色采，曾引起长久广泛的讨论。作者对《文心雕龙》一书的极富创意的研究方法，第一是古今结合的研究视角。作者强调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原则，站在文艺理论家，而不是古代文论注释者的立场，从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高度着眼，以今衡古，古今互为体用，使古代明而未融的理论光采，得以现代意义上的阐扬。第二是中外比较的研究方法。作者对《文心》中重点的名论，皆以西学理论为参照系，细加审析，一方面凸显出中国文论的精彩创见，另一方面也在本土资源与外来观念之间，创造出一种沟通对话的可能性。这实际上遥承世纪初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等著作所开创的外来观念与本土材料相互释证的传统。北京大学王瑶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七五研究计划、旨在呈显本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其中人物的排列，正是以王国维始，以王元化终。这一计划，恰可表现王元化学术创新的意义所在。九十年代王元化对中国文艺思想的研究仍有发展，其代表作是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收入《清园近思录》，中国社科，1998)。这篇作品从美学角度对中西方戏剧、西方美学传统进行比较，作者从文化和美学上提出的一些观点，既在艺术经验上有深透的说解，又在文化和理论上有广泛的意义。《文心雕龙创作》一书，曾获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荣誉奖。新一版易名为《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1992)。作者又增添四篇新论。 王元化三十年代开始文学批评活动，曾发表《文艺漫谈》（1947）、《向着真实》（1952）、《文学沉思录》(1983)等一系列作品，其中《文学沉思录》是新时期最富创发力的重要理论成果。涉及诸如形象思维、真实性、人性问题等，作者显示了长期思考之后，以强大的思辨力量发而为深刻的识见。其中如文艺学综合研究法、风格学、知性方法等，则属于作者开拓的新论域。尤其是其中《论知论分析方法》一文，是作者长期研读黑格尔《小逻辑》，厚积薄发的结晶。作者疏理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一条思想方法线索，清理出一个由三范畴认识论(普遍、特殊、个别)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辨证思维系统。《文学沉思录》被誉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曾获上海市优秀著作一等奖(1985)。王元化从被隔离时期开始潜心研读黑格尔。认识论方面，如知性、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美学方面，如思想与情感融合的情志命题、风格问题、艺术表现的主体性与客观性问题等，都有独到的阐发与建树，在当代中国的黑格尔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尤为可贵的是，他九十年代后从反思黑格尔到反思思想史、反思对逻辑的人为权力和对规律性的迷信，更是当代中国黑格尔研究中独树一帜的。 早在万马齐喑的年代，王元化就潜心治思想史，撰写《龚自珍思想笔谈》、《韩非论稿》等长篇史论，以犀利的分析和透辟的史识见长。90年代后他更为关注文艺学、哲学背后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这就是《传统与反传统》（1990）、《清园夜读》（1993）、《清园近思录》（1998）等一系列论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书后》、《无梦楼随笔序》等文，是反思现代思想的最早文章，作者十分敏锐地抉发知识人思想与命运的痛苦根源，引发了当代思想界的反思活动。《谈社约论三书》是晚年长期沉潜读书思考、系统探究问题的典范之作，所思考的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命题：卢梭的契约论及其实践意义。作者指出卢梭的公意正如黑格尔的总念的普遍性一样，是用普遍性将特殊性与个性体统摄于自身之内，从而消融了特殊性和个性的存在。此文在当代学界重新疏理民主化理念的讨论中，有很大影响。《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是重新发现思想史遗产的名篇。作者不仅对现代思想史补缺纠偏，而且直追现代思想传统中的大症结即意图伦理、功利主义等。《关于近年代反思答问》和《王元化对五四的思考》、《清园近思录后记》等，则是将他关于中西文化比较，关于现代思想人物、关于哲学与学术等思考，一齐融注于一个焦点，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化心启蒙心态。作者认为五四有四种流行观念，即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对后来的思想建设有不良影响。五四值得大力表彰的思想遗产是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作者的这一思考是长期观察反思的一个结晶。以上各篇被海外学者译成英、日两种文字。近来日本学者以冈村繁为首，准备在日本翻译出版《王元化文集》（约一百余万字，日本汲古阁出版社）。除上述几个领域之外，王元化在翻译上亦有作品如《文学风格论》(1982)、《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96，与父亲王维舟合译)，《莎剧解读》(1998，与夫人张可合译)，在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曾多次应邀赴日本、美国、瑞典、芬兰、墨西哥等国访问讲学、参加会议，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也曾多次在上海图书馆等邀请海外学者作学术报告，举办座谈会；在国内多次主持、举办学术会议；组织大型学术研究项目《古文字诂林》和主编《学术集林》丛刊等，是当代学术交流和学术活动的重要媒介人物和组织人物。
王元化的主要作品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王元化编辑和出版了《新启蒙》和《学术集林》，前者代表了他在80年代倡导的新启蒙的学术与反思，后者体现了他的“学术的思想与思想的学术”的治学实践。1988年10月，《新启蒙》第一册《时代与选择》出版。原计划是每月出一册，但是由于出版发行方面的种种障碍，实际上每两个月出一册，其他三册分别是《危机与改革》、《论异化概念》、《庐山会议教训》。《新启蒙》第三册发行后，王元化在1989年4月一次答记者问中，把办刊宗旨作了说明：“丛刊不是时评性的，也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从文化角度的高层次来探讨人人关心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他更愿意说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丁东说，“1990年代，知识界恢复公共性话语，王元化影响非常大。在邓小平南巡以前，知识界公共领域实际上处于失语状态，当时是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主旋律的，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已经没有话语空间了，如何恢复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空间，王元化起到的作用很独特。”1994年6月，李泽厚发表了一篇《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月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就公开表示不同意“将学术界一些人开始出现探讨学术的空气说成学术出台思想淡化”，后来他谈到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学术集林》持续到1998年11月，前后共十五卷，王元化对每一卷都写了卷后记，可以发现诸多他记述反思的思考路径、读书心得、对学术思想界重大问题的观点等。余英时批评郭沫若的文章就是在《学术集林》发表的。1990年代是公众熟知的王元化反思年代，为此曾著《九十年代反思录》，称其为他奉献给读者最成熟的反思成果，这段反思尤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最有突破，王元化对所谓知识分子阵营保守、自由、激进三派划分的否定，重新反思卢梭的国家学说等，可以说这段时期正与其思想史的反思同步。 主持《学术集林》并不是为了把持一个学术山头，在《九十年代日记》里，王曾对钱文忠戏言，“现在学术界有拉帮结派之风，我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参加合作社，准备单干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