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怎样看待同性恋的？
在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家中，找不到他们关于同性恋的任何论述，对此，有学者认为，这说明他们把同性恋问题置于社会问题中的末要位置，在整个道德体系中无关紧要、无足轻重：先秦时期同性恋广泛存在，但诸子百家普遍对这一社会现象——指发生在一般社会成员之中的一般意义上的同性恋——不予重视，不多加评论。这说明他们把同性恋问题置于社会问题中的末要位置，认为只需民众去进行反应性的自发调节即可，而不必用系统高深的理论去加以研究，做出规范。……。儒家思想是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的结合，而诸儒却不谈男色，实际就是认为同性恋在整个道德体系中无关紧要、无足轻重。（张在舟《暧昧的历程》）而且不光正统的思想家不谈同性恋问题，专门讨论性问题的房中典籍，也不谈这个问题。然而，思想家、房中术不谈同性恋，不代表中国古人不谈同性恋。在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中，可以看多很多关于同性恋的评论，但大多都是谴责、否定的态度。如明代作品《石点头》、清代小说《无声戏》、《野叟曝言》等。也有一些其他声音，比如明代小说《新刻洒洒篇》。不过，虽然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持反对态度，但基本上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个人道德修养问题，而很少把它看作一种罪行。在历史上，宋、明、清时期都有关于禁止同性恋的法律条文，但不仅处罚很轻，而且实际上也很少真正执行。
古代人对同性恋什么态度？
中国古代宽容同性恋行为，但并无同性婚姻，民间对同性恋行为的态度更为宽容。袁枚在《子不语·双花庙》中讲述了一个耽美的同性恋故事:“雍正间,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风姿。男风之盛：不论中西，史料对同性恋的记载，都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决定性取向的基因必定非常古老。在古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不但与姐姐赫拉有不伦之恋，还化为雄鹰，将放牧的美少年伽倪墨得斯掳到奥林匹斯山欢爱。而同时期的中国先秦时代，也诞生了“龙阳之好”、“分桃之爱”等脍炙人口的同性恋故事。西汉是同性恋特别引人注目的历史时段，因为刘氏皇室似乎有着遗传性的同性恋取向，从高祖刘邦到哀帝刘欣，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男朋友，如高祖有籍孺，惠帝有闳孺，文帝有邓通，景帝有周仁，昭帝有金赏，武帝有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有张彭祖，元帝有弘慕，成帝有张放，哀帝有董贤等。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士林放浪，男风从皇室蔓延至整个士大夫阶层。《宋书·五行志》载：“自咸宁、太康（公元3世纪）以后，男风大兴，炽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贵胄孤寡女眷尤甚，或是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南朝士大夫为了同性之恋，不惜与妻子离婚。唐宋时同性恋风气略有收敛，但晚明以降男风又复炽，据晚明学者谢肇淛的记述，“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今复稍雄张矣，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自武宗朝之后，明代士大夫对男色趋之若鹜，以狎优伶、养娈童、玩男妓为时髦生活，群起效尤。时人谢肇淛说：“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意思是说，男人狎男人，法无禁止，比嫖娼便宜，妻子对此又不吃醋，所以男风便流行起来了。明清时期的名士还视男风为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如晚明文人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自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坦然将“好娈童”列为自己的人生爱好之一。清代的郑板桥也在《板桥自叙》中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完全没有“出柜”的心理压力。你可以说这些明清时代的文人名士率性坦荡，换一个立场，也可以说他们生活糜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