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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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大将的剧情简介

陈赓大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位具有传奇色彩、个性鲜明的军事领导人。他的一生,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中,留下了厚重而特殊的一页。黄埔军校时期,与军阀战斗,千钧一发之时,他将绝望中欲自尽的蒋介石救出鬼门关;上海特科时期,他协助周恩来保卫党的中央机关,铲除叛徒,营救同志,大智大勇,惊天地而泣鬼神;三十年代初期,他不幸落入敌手,蒋介石亲自劝降,他能在嬉笑嘲讽之间,置蒋介石于无限尴尬,最后脱出敌营,奔向根据地;红军长征时期,张国焘想杀而杀不了他,周恩来在草地上命悬一线,而他却能将周恩来救出病魔之口;抗日战争时期,他率兵坚持敌后作战,屡予日军以重创,恼羞成怒的日军部队,竟在军车头上都写着“专打386旅”的标语以泄愤;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指挥若定,他的对手,大多是黄埔时期的同窗,然而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却把一个个将军级的黄埔同学拉下马;抗法援越,他指挥越军展开“边界战役”,改变了整个越北地区的敌我态势,一举打开了中越国际交通线;抗美援朝中,他推广的坑道作战,使志愿军的上甘岭守卫作战,变成了世界战争防御作战中的一次经典性战役;创建“哈军工”,打造出新中国第一所军事工程技术的“黄埔军校”,并为中国研制导弹和火箭事业呕心沥血。

裴昌会的生平简介

裴昌会出生于较富裕的工商业者家庭,先后在潍县继志高等小学、高密县胶莱中学、潍县县立中学读书。这期间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加入同盟会。中学毕业后,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北平民国大学商预科,又投笔从戒,先后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陆军大学特六期毕业。先分配到孙传芳部,不久转入国民党部队,从低级军管逐级递升。1927年后,历任第四师参谋长、四十七师团长、旅长、副师长、师长。1937年起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战区副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1950年后,裴昌会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西南纺织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第五届、六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历届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先后担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和重庆市委副主任委员等职。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他是第一至第七届中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裴昌会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贯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希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他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程,在93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裴昌会于1992年3月23日在重庆逝世,终年96岁。

曾万钟生平

第1战区:①第一个第1战区于1937年8月成立。1937年8月20日,司令长官蒋介石(名中正,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兼)。1937年10月25日,任命程潜(字颂云)继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任命鹿钟麟(字瑞伯)为副司令长官。下辖第1、第2、第14集团军,骑兵第4军等部队。1938年2月20日任命宋哲元为副司令长官。1938年3月9日任命刘峙(字经扶)为副司令长官。1938年所辖部队为3个集团军、1个军团,9个军,2个师,1个旅。1938年该战区于豫鲁皖地区之作战后撤销。②第二个第1战区于1939年初组建,司令长官卫立煌(字俊如,1939年1月9日任命),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字仿鲁,1939年1月9日任命)、冯钦哉(1939年10月21日任命),下辖第2、第3集团军,第76军、新5军等12个步兵师又1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1940年孙连仲调走,此时下辖3个集团军,3个军,1个师,2个旅。1942年1月,蒋介石因怀疑卫立煌资助八路军,有亲共嫌疑,将卫他调,任命其亲信蒋鼎文(字铭三,1月12日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1942年1月14日,汤恩伯(名克勤)升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1942年3月30日,第5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字鼎铭)升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1944年,因豫中会战失利,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迫引咎辞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受撤职处分,1944年7月6日,陈诚(字辞修)被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同日,胡宗南(字寿山)由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因作战不力受撤职留任处分)调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1月12日,胡宗南代理第1战区司令长官职,7月13日实任。副司令长官有:汤恩伯(名克勤)、曾万钟(又名光鼎)、郭寄峤(又名光鼎,由本战区参谋长升任)孙蔚如(原名树棠、字蔚如)、裴昌会(字同野,1945年6月26日由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职升任)、范汉杰(1945年7月20日由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职升任)、石敬亭(字筱珊、1945年8月8日任命)。1946年时的第1战区主官有:司令长官胡宗南,副司令长官裴昌会、范汉杰、刘茂恩(字书霖,由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改任)。1947年,第1战区改称西安绥靖公署。 第1战区:①第一个第1战区于1937年8月成立。1937年8月20日,司令长官蒋介石(名中正,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兼)。1937年10月25日,任命程潜(字颂云)继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任命鹿钟麟(字瑞伯)为副司令长官。下辖第1、第2、第14集团军,骑兵第4军等部队。1938年2月20日任命宋哲元为副司令长官。1938年3月9日任命刘峙(字经扶)为副司令长官。1938年所辖部队为3个集团军、1个军团,9个军,2个师,1个旅。1938年该战区于豫鲁皖地区之作战后撤销。②第二个第1战区于1939年初组建,司令长官卫立煌(字俊如,1939年1月9日任命),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字仿鲁,1939年1月9日任命)、冯钦哉(1939年10月21日任命),下辖第2、第3集团军,第76军、新5军等12个步兵师又1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1940年孙连仲调走,此时下辖3个集团军,3个军,1个师,2个旅。1942年1月,蒋介石因怀疑卫立煌资助八路军,有亲共嫌疑,将卫他调,任命其亲信蒋鼎文(字铭三,1月12日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1942年1月14日,汤恩伯(名克勤)升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1942年3月30日,第5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字鼎铭)升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1944年,因豫中会战失利,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迫引咎辞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受撤职处分,1944年7月6日,陈诚(字辞修)被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同日,胡宗南(字寿山)由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因作战不力受撤职留任处分)调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1月12日,胡宗南代理第1战区司令长官职,7月13日实任。副司令长官有:汤恩伯(名克勤)、曾万钟(又名光鼎)、郭寄峤(又名光鼎,由本战区参谋长升任)孙蔚如(原名树棠、字蔚如)、裴昌会(字同野,1945年6月26日由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职升任)、范汉杰(1945年7月20日由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职升任)、石敬亭(字筱珊、1945年8月8日任命)。1946年时的第1战区主官有:司令长官胡宗南,副司令长官裴昌会、范汉杰、刘茂恩(字书霖,由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改任)。1947年,第1战区改称西安绥靖公署。 第6战区:①1937年9月成立。1937年9月26日,冯玉祥由第3战区司令长官改任该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10月2日任鹿钟麟为副司令长官。该战区在津浦路北段沿线作战失利后被撤销。②1939年,新组建第6战区,10月2日任命陈诚(字辞修,号石叟)为战区司令长官。同日任命商震(字启予,原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为副司令长官。10月5日任命杨森(字子惠)为副司令长官。12月1日任命谷正伦(字纪常)为副司令长官。1940年2月3日,商震继任司令长官职。5月15日,该战区撤销。作战区域并归第9战区。7月8日,该战区又重新恢复,仍由陈诚任司令长官,商震改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杨森改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谷正伦继续担任该战区副司令长官。7月13日任命吴奇伟(字梧生)为第6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6月13日任命黄琪翔(字御行)为副司令长官。参谋长郭忏(字悔吾)。1942年7月10日,任命王缵绪(字治易,第29集团军总司令)为第6战区副司令长官。下辖4个集团军,1个江防军和2个指挥部。1943年2月12日,陈诚调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代理第6战区司令长官职。同年6月,孙正式升任司令长官。1944年1月5日,郭忏被任命为该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1945年2月11日任命陈继承(字武民,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为副司令长官。6月26日,孙连仲改任新成立的第11战区司令长官,同日调第1战区副令长官孙蔚如继任该战区司令长官。8月7日任命周碞(字奉璋,第26集团军总司令)为该战区副总司令。同日任命冯治安(字仰之,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为该战区副总令。此时的序列是:总司令孙蔚如;副总司令吴奇伟、郭忏、陈继承、周碞、冯治安;参谋长郭忏兼。抗战结束后,该战区与第9战区合编为武汉行营。


郑洞国的人物生平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生于湖南省石门县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祖房10余间,田30亩。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母亲陈英教,生育子女5人,郑洞国排行最末。郑洞国7岁起在父亲启蒙下读《论语》等书,后进乡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917年又转入全部采用西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这年他已满14岁,但因对西学毫无基础,故学习一度相当吃力。是年冬,他遵父母之命,与邻乡姑娘覃腊娥成婚,婚后育有一女二子,夫妻感情甚好。1919年郑洞国升入石门中学读书,这时他的家境已大不如前,读书所费皆赖时任石门中学校长的兄长郑潼国供给。虽然生活非常清苦,甚至有时身无换季之衣,但他勤奋努力,学业大进。这年春末,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偏僻的石门县城亦为革命风暴所震撼,郑洞国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参与清查、抵制日货的斗争。他痛感国事日非,从此立下从军之志,希望以武力振兴国家。1921年春,湖南督军赵恒惕兴办湖南陆军讲武堂,澧州镇守使唐荣阳特在石门设考场招收学生,郑洞国欣往应试,旋被录取,赴长沙报到。孰料此时湘鄂两省军阀正在混战,赵恒惕的军队被打败,一时湘局大乱,陆军讲武堂被迫停办,郑洞国扫兴而归,重返石门中学读书。次年,他毕业于石门中学,到磨市乡小学任教。为谋今后生计,他于1923年再度赴长沙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由于他为人厚道,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喜爱。 1924年,他顶用别人姓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参加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担任广东军政府警卫。11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他被派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1925年2月,他随校军东征。次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1926年7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在攻打永定的战斗中,他率一营官兵担任主攻,这他灵活指挥,奋勇作战,仅激战半日便在后续部队支援下攻破城池,将孙传芳的福建督办周荫人打得落荒而逃,连周的尚有余温的大衣也被缴获。此后东路军主力掉头疾进,在梅州地区又围歼了周荫人的另一部主力。郑洞国以一营之众缴获敌人人枪各千余,再立战功。同年11因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3师8团团长。这时他刚年满24岁。这时东路军迭克漳州、福州等名城,于次年1月经古田、建瓯、浦城、仙霞岭进入浙江,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东路军在杭州稍事休整后,再经泅安、广德、溧阳、句容直逼南京。3月下旬,东路军与北伐军第6军程潜部在南京胜利会师。北伐军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3月24日,英国兵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猛烈轰击南京下关和栖霞山等地,造成震惊中外的惨案。时郑洞国率部驻守栖霞山阵地,曾命所部炮兵向英海军坚决回击,1927年5月,郑洞国继续随军北伐,后因病调任总指挥部参议。参加龙潭战役后,由于病情转剧,不得不住进苏州更生医院。同年冬,他病愈出院,闻北伐军正与敌人相持于徐州以北地区,遂辗转经蚌埠前往徐海前线,被总指挥部任命为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第9军教导团团长。1928年“二期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第9军教导团被编散,郑洞国重任第2师第5旅第10团(即改编前的第3师第8团)团长。此后,因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事集团间不断发生混战,郑洞国随中央军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1931年夏,盘踞在河南新乡一带的军阀石友三再次拥兵叛乱,郑洞国所在的第2师奉命沿平汉路北上,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将其全歼于河北定县一带。不久,广东军阀陈济棠又通电反蒋,第2师奉命星夜南下赶至湖南醴陵,准备进攻广东。广东事变和平解决后,郑洞国调任南京警卫第1师第2旅第4团团长。未及两月,又被调回正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第2师,任独立旅旅长。次年秋,红四方面军向川陕地区转移,第2师奉命赴潼关、洛阳一带休整。时郑洞国已改任第2师( 师长黄杰)4旅旅长,率部驻于洛阳。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夺取热河,继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在国难日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情势下,蒋介石下令抽调中央军第2、25、83师组成第17军(军长徐庭瑶)开赴古北口对日作战。在这之前,部队由于天天忙于打内战,早已厌倦了同胞间的互相残杀。能够有一个机会为国家效命疆场,尽军人的守土之责,所有人的心情都为之振奋。3月中旬,日将西义一率第八师团移兵古北口,欲集中兵力一举击破中央军,4月20日至28日,中日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进行了八昼夜的血战。郑洞国率第17军2师4旅坚守南天门一线阵地,将士们只能忍饥受冻,在古老的长城上,以血肉之躯与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殊死鏖战。战役期间,郑洞国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忽闻接防的第83师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戕未遂,形势岌岌可危。郑洞国心急如焚,立即率部星夜弛返前线,向日军发动反攻。此时我军阵地已大部失守,大批日军蜂拥扑来。郑洞国因兵力单薄,多次反攻失利。在这紧要关头,为示必死的决心,他脱掉军衣,只着白衬衫,提着手枪,亲自率领部队冲锋,官兵们见状士气太增,个个争先与敌拼杀,一时杀声震天,硬是将敌人击退了。至5月中旬,中国前线各军终因伤亡惨重、后援不继而先后节节抵抗后撤。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长城抗战宣告失败。消息传来,人人痛心不已。之后,第2师退驻北平。同年秋,郑洞国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次年春,他奉命提前结业,返回军中,率部和第25师75旅一起,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担任守备第二线碉堡的任务。10月,红军失利后主力向湘贵方面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第4旅和第75旅尾追至芷江,又奉令调回北平驻防。1935年6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郑洞国所在的部队,全部忍痛撤出了北平。第2师奉命开赴徐州、蚌埠一带驻防。次年秋,原第2师师长黄杰调任税警总团团长,郑洞国接任了师长职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谋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何应钦下令各路中央军前往“讨伐”,郑洞国率第2师进驻潼关。未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2师撤回徐州。1936年10月22日 郑洞国晋升陆军少将。“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他又首先率第2师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固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线阵地,多次予敌以重创。后军长关麟征阵地被突破撤退,郑的后方为敌骑兵包围,仍与日军血战一昼夜。保定城破后,又与敌展开巷战,幸而这时裴昌会将军率第47师冒死前来接应,才得以率军杀出重围。保定失守后,日军又连陷正定、石家庄等重镇,一直深入到豫东地区。在豫北安阳吃紧时,第2师曾奉命转移到林县一带山区进行游击作战,牵制日军南下。其间,郑洞国曾派突击队乔装日军,袭击了日军在安阳的机场,给敌人造成很大恐慌,其斗志之顽强可见一斑。不久第2师又作为第一战区预备队参加漳河战役,战役失利后奉命退往舞阳休整。1938年3月,郑洞国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当郑洞国率部昼夜兼程地从河南赶到徐州时,战局发生突变:日军精锐的第10师团已攻陷滕县,川军第122师王铭章师长以下两千余人全部阵亡,敌前锋部队正由滕县以东向枣庄快速南下。郑洞国考虑我军已来不及实施在运河以北临城一线迎敌的作战计划,即使先敌一步到达运河北岸,也将因立足不稳为敌击破,这样连徐州都会陷入险境。为此,郑洞国根据参谋长舒适存的建议,并报请上级同意,一面果断地指挥部队火速开往运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友军集中,以确保徐州。这时大批日军已进抵运河北岸,正积极准备渡河南犯。郑洞国率师主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赶到了运河南岸的利国驿立即与敌人隔河交战。但日军凭借强大炮火,攻势如潮。危急间,配属该师作战的重榴弹炮营及时赶到,郑洞国立即命令放列射击,十二门大炮齐声怒吼,一排排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打得日本鬼子狼狈逃窜、死伤枕籍,不得不放弃渡河打算,沿枣台支线转攻台儿庄。此战大大缓解了危殆的战局,为我军变更部署,调动兵力赢得了宝贵时间。事后,郑洞国回忆说,如果当时自己没有灵活机动的处理情况,使日军冲过运河,不但徐州势将难保,而且在运河以北枣庄、峄县间的中国军队亦将陷入困境,这样整个战局将面目全非,也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之捷了。当夜,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新由郑州、洛阳赴援的第2集团军及第20军团110师接替52军防务,沿运河南岸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第20军团主力52军、85军让开津浦路正面,向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待敌孤军深入时即南下拊敌之背,会同第2集团军将其聚歼。据此,52军连夜循运河南岸经台儿庄、兰陵镇开往向城秘密集结。以后,郑洞国指挥第2师参加了攻击枣庄、北大窑、峄县的激烈战斗。正当第20军团逼近台枣支线,拟合围进攻台儿庄之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时,在临沂方面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第5师团突以坂本支队4000余人绕道前往增援。第2师奉命随军团主力迎击,于4月6日将敌击溃于杨楼、底阁一线,随后乘胜与第2集团军会师,复将敌濑谷支队击溃,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队追击退守峄县之敌,郑洞国率部以“精兵夜袭”的方式,一举攻占了峄县城外地形险要的制高点九山。军长关麟征异常高兴,亲自率人到九山阵地视察。后因日军不断增调援军至徐州战场,在前线的各中国军队相继撤至邳县以北沿运河一线拒敌,第2师担任燕子河、大刘庄一线防务,与敌反复鏖战20余日,阵地从未丢失,直至5月上旬才奉命撤出战斗,开往归德整补。在邳县以北地区防御作战期间,为便利后方交通,郑洞国曾命工兵连在碾庄圩以东的运河上铺设了一道浮桥。未曾想,徐州失陷前,在运河东北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力十余个师,竟均赖此桥撤出了战场。撤出战场后,为躲避敌机轰炸,郑洞国率第2师昼息夜行,徒步行至归德。时薛岳正率大军在归德以东地区与敌大战,临时调郑部作预备队。不久战役失利,第2师撤往河南漯河,数日后又奉命经南阳、湖北安陆、随县开往武汉行军途中,原第52军军长关麟征将军升任第32军团长,他报请军令部让第25师师长张耀明将军升任该军军长,以郑洞国任副军长,气愤之下,遂坚辞不受,并向军令部请假离开部队,回到长沙。自次离开了自北伐以来就在其中服役长达十年的第2师,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被汤恩伯委任为31集团军第98军军长。在任不到一月,就受好友杜聿明之邀请降格出任新编第11军荣誉第1师师长。不久军长徐庭瑶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升任军长,改番号为第五军,郑调升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部队先驻广西全州,后调湖南零陵一带整训。荣誉第1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组成的部队,作战有经验,军事素质较好,但当时内部人事关系复杂,纪律松弛,很难统驭。郑洞国到任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部队一再严明纪律,加强训练,如某团长嗜赌成性,恶习难改,经再三劝导无改,郑毅然报请上级将其免职,于是全师肃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荣誉第1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加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1939年11月初,日军为切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威胁中国后方,出动一个半师团兵力由北部湾海面登陆,在很短时间内连陷钦州、防城、南宁等重镇,其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第12旅团占领了南宁西北重要屏障昆仑关天险,桂南战局极为危殆。12月中旬,第5军(辖荣誉第1师、200师、新22师)奉命调赴桂南,很快包围了昆仑关之敌,并于18日晨发动猛攻。战役开始,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迭克要点,表现极为出色。日军在接连几次失败之后,恼羞成怒,频频派出援军,分乘40辆军车,强行通过第5军新22师在五塘的封锁线,驰援昆仑关。这些援军的到来加剧了第5军作战的困难,双方在昆仑关附近各高地拉锯争夺,战斗甚为惨烈,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情况,则第5军之前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将前功尽弃。在战役关键时刻,郑洞国从容镇静,亲临火线,在友军的有力支援下,指挥部队先后攻克了罗塘、四四一高地、界首高地等几个重要制高点,最后终于攻克了昆仑关。说来也怪,郑洞国自东征以来,身经百战,既曾以连营官佐之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亦曾以师旅将领之威亲临火线督阵指挥,除台儿庄“银元”之险外,从未挂过彩,“福将”之名,当之无愧。昆仑关战役后,郑洞国带领荣誉第1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军长,旋改番号为第8军,率部参加枣宜会战,并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多次击退日军进攻。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为配合第九战区保卫长沙,第六战区大举反攻鄂西重镇宜昌,郑洞国则奉命以偏师抄袭敌后方交通,阻敌增援。他以一部兵力乘夜于荆州东南悄悄渡过长江,突袭沙市。日军猝不及防,被迫将兵力龟缩城内固守。郑洞国乘机率军主力渡江出击,一举攻占后港,并将汉宜公路彻底破坏,同时在襄河上截击敌水上交通,不仅消灭了大批日军,更使日军后方交通线彻底断绝了很长时间,有力地支援了战区主力围攻宜昌的战斗。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大胆的作战行动,使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大为赞赏。 1943年初,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该军最初是由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印度的新38师、新22师组成的,以后又由国内空运补充了大批兵员,当时均驻在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珈营地,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为尔后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做准备。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当时中国军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很是不满。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1943年11月底,蒋介石在参加完开罗会议的归国途中,携夫人宋美龄曾于兰姆珈作短暂停留,视察了训练营地。在看到受检部队装备精良、队伍严整、官兵精神饱满、士气旺盛之后,蒋介石深表满意。1943年10月,缅甸地区雨季结束。中国驻印军由列多前进基地出发,在美国空军和工兵部队的配合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被世界上一些军事学家认为根本不适宜作战的亚热带崇山密林中,一面筑路,一面攻击前进,由此拉开了缅北反攻战役的序幕。至次年8月,驻印军和部分盟军部队经过无数次浴血鏖战,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和密支那围攻战役的重大胜利,消灭了惯于在亚热带森林中作战的、曾在东南亚诸役中连连获胜、有“亚热带丛林之王”之称的日军第18师团。自此,印度经卡盟、孟拱至密支那之间的公路、铁路畅通无阻。盟国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也可以在密支那中转,不必再飞越驼峰,大大提高了运输量。在作战期间,郑洞国经常亲临前线,鼓舞士气,视察督战,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指挥与决策,为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1944年8月,中国驻印军的新38师、新22师,与反攻战役开始后陆续空运到印缅地区的新30师、第14师、第50师,奉命编为新1军和新6军,美国将领史迪威仍任驻印军总指挥(10月以后由索尔登将军接任),并成立副总指挥部,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数月后,因国内战局吃紧,新6军奉调回国,新1军则继续前进,先后攻克了敌重兵防守的重镇八莫、南坎、芒友,于1945年1月下旬与中国滇西远征军会师于中国边境城市畹町。至此,中印公路全线打通。3月底,新1军又相继占领贵街、新维、腊戍、细包等要点,全部肃清了中印公路沿线及周围地区的日军,历时一年半的缅北反攻战役乃告结束。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5年2月20日 晋升陆军中将。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国民党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郑洞国奉命回国参加会议。在昆明转机时,郑洞国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出席的盛大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欢迎郑洞国回到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等也分别召见郑并设宴款待,对他的工作和驻印将士的英勇作战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郑洞国青天白日勋章。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郑洞国还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9月初,郑洞国随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等抵沪,接收上海、南京。不久又赴南京,参加了由何应钦将军主持的受降仪式,亲眼目睹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此后,郑洞国兼任京沪警备副总司令,经常往返京沪两地。 1946年2月,正指挥大军抢占东北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同年3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他按既定部署,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3月13日,苏联军队撤出沈阳后,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占这座东北名城,并很快占领了一度为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此后,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新1军和71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新6军和52军各一部进攻沈阳东南屏障本溪。但这两路军队相继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猛烈反击,损失惨重。郑洞国不得不亲赴开原设前进指挥所,指挥北路军队与解放军决战。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阳,指挥军事。然而,由于解放军顽强据守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屡攻不下,一筹莫展。杜聿明决定暂缓对四平街的攻击,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终于攻占了本溪。这时解放军部分主力由西丰南下,欲切断国民党军队中长路的后方联络线,开原、铁岭守军告急,杜急委郑洞国为前敌总指挥,率新6军、71军及52军各一部,星夜北上驰援。经双方激烈战斗,解放军放弃了四平街,实行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乘机占领长春、永吉等许多城镇,与解放军沿松花江对峙,郑亦将指挥所移驻长春。同年8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受命在锦州设指挥所,指挥13军、93军及71军各一部,向热河解放军大举进攻。双方激战两月后,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1947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3、4月间,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郑洞国亲至抚顺营盘指挥所,星夜檄调新6军和13军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始解通化之围。仅过一个多月,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再度渡江南下,发起夏季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并占领了法库、昌图,以十几万兵力围攻四平街。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也同时出击,继歼灭梅河口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后,又攻占了重镇本溪。东北战局如此迅速恶化,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飞赴沈阳视察,指示国民党军队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以图固守。6月中旬,作为前敌总指挥,郑洞国奉命指挥53军先攻取本溪,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的威胁,然后转至铁岭,率新6军、93军、53军及52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街。经过半个月的恶战,击退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四平街之围遂解,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才暂时缓解下来。1947年7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被迫离职去上海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8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郑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其实等于挂名。1947年10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由于陈诚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国民党军队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北宁路交通被切断,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再次急转直下。蒋介石闻讯大惊,于1948年1月10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不久,陈诚悄然离开东北,东北行辕随即也就撤销了。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再克战略重镇四平街。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卫立煌派郑洞国先后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60军向长春撤退。此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为使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免遭覆没,郑洞国曾建议再进一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但蒋、卫认为弃守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在长春尚可扯住解放军南下的衣襟,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的意见。非但如此,蒋、卫还拟让郑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郑自己心中也颇踌躇。3月下旬,在蒋、卫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当时长春驻有新7军、60军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约十万之众,市民亦有近20万人。守军除尚控制着城外飞机场外,与外界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艰难。郑洞国到任后,锐意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凭借长春的坚固城防,长期固守下去。5月下旬,他曾出动部分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一些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结果守军不仅兵力受到很大损失,连飞机场也丢失了。此后10万解放军在肖劲光指挥下攻城也被击退,遂改强攻为长围,城中饿死民众数万,军队中因饥饿患浮肿症、夜盲症的官兵也日益增多。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郑洞国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集中两个师兵力作试探性突围,但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城内。10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顿成瓮中之鳖。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亦极低落,郑部下将领皆无突围信心,故突围之议几次搁浅。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60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做殉葬品了。19日上午,新7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21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亦放下了武器投诚,长春获得了解放。 1950年,他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肖劲光和肖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郑洞国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郑洞国曾先后任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在担任民革中央领导职务后,他不顾年老多病,不辞辛劳,努力工作,为民革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心力。他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真诚希望海峡两岸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他多次接待从台湾和海外来的古旧袍泽,耐心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解释政策,并呼吁他们响应祖国的召唤,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而共同努力。一直到晚年,他还坚持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为国家的改革和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不遗余力,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1年1月2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2月26日,郑洞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在数百名黄埔系的将领中,他是两个同被两岸追悼的将领中的一位。

抗战时期的中条山战役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除少数突围外,大部溃散,被俘虏3.5万人,阵亡将士4.2万人,日军据中方公布毙伤9900人,按日方数字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此役给积极“剿共”的国民政府沉重打击,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此役失败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战后,由于日军长期封锁中条山的三个师团被转用于对付敌后根据地,使得敌后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期。扩展资料失败原因首先是日军全力决战,而中国军队对双方实力缺乏清醒的估计。战前,卫立煌原来是凭着二十六万大军与日军四个师团对峙,所以才能长期坚持中条山防线,并自称“东方马其诺防线”。但这次战役,日军非常重视,称为“中原会战”,是一举拿出七个师团超过十万的主力部队来决战了,其志势在必得。而中国军队在战前按蒋介石要求,甚至还抽调部队去反共,“中条山的铁柱子”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使中条山地区兵力反下降到十七八万人。其次是战前日军准备认真充分,中国军队则仓促应战。日军为确保会战成功,对主力部队做了山地战的强化训练,并事先清扫周边为突出做好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中国军队连上层都思想准备不足,下层部队更是没有任何应战准备,渡口工事没有加强不说,令人匪疑所思是,竟然粮食都没有储备够。以至出现了远途来袭的日军兵精粮足,而守在自己阵地上的中国军队被围后出现“断粮三日”绝境的咄咄怪事。

介绍一下血战中条山

1939年6月5日,在日军骑兵、野炮、山炮联队和空军约3万余人的强烈攻势下,防守中条山的以“陕西愣娃”为主的杨虎城旧部第38军、96军和川军第47军在突围中弹尽粮绝,屡屡受挫,将士们不愿束手就擒。八百衣衫褴褛十六七岁的军人,被日军逼到悬崖边,弹尽粮绝。八百名“秦军”,面朝陕西,跪天,再跪爹娘,唱着秦腔宁死不降,跳进滚滚黄河。扩展资料:中条山战役失败原因1、日军全力决战,而中国军队对双方实力缺乏清醒的估计。战前,卫立煌原来是凭着二十六万大军与日军四个师团对峙,所以才能长期坚持中条山防线,并自称“东方马其诺防线”。但这次战役,日军非常重视,称为“中原会战”,是一举拿出七个师团超过十万的主力部队来决战了,其志势在必得。而中国军队在战前按蒋介石要求,甚至还抽调部队去反共,“中条山的铁柱子”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使中条山地区兵力反下降到十七八万人。2、战前日军准备认真充分,中国军队则仓促应战。日军为确保会战成功,对主力部队做了山地战的强化训练,并事先清扫周边为突出做好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中国军队连上层都思想准备不足,下层部队更是没有任何应战准备,渡口工事没有加强不说,令人匪疑所思是,竟然粮食都没有储备够。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官兵血战中条山:八百军人弹尽粮绝跳黄河

国民党将领哪些人的后代在大陆?

  1、 李济深是国民党元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2、佟麟阁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捐躯疆场的首位高级将领。父亲阵亡时,佟兵刚满12岁。1949年,佟兵的大姐和四妹,因嫁给国民党将领去了台湾,佟兵和其余姊妹留在了大陆。嫁给国民党新8师参谋熊先煜的三姐佟凤鸣,后改名为佟亦非;解放战争时丈夫熊先煜在贵州起义,解放后定居重庆,三姐在重庆市第15中学任教。二姐佟凤琴,曾在北平艺专师从徐悲鸿学画,1988年去世。
  3、张灵甫(1903年8月20日—1947年5月16日),又名宗灵,字灵甫,又字钟麟。1947年,国民党名将张灵甫身亡。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后,张居礼与母亲移居西安。
  4、 1948年底,身为国民党兵团司令的黄维被解放军俘虏后,国民党政府宣布他已阵亡。随后,黄维之妻蔡若曙带着襁褓之中的小女儿黄慧南和3个并未成年的儿女去了台湾。几个月后,蔡若曙得知黄维没死,带着孩子回到上海。
 


新中国册封的国民党将军

傅作义上将 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 1949年4月1日在北京起义 解放后任水利部 长 1974年4月病逝于北京

王宴清少将 国军首都警卫师师长 1949年3月24日在南京周边起义

贾亦斌少将 国民党预干总队大队长 1949年4月6日在浙江嘉兴起义

戴戎光少将 国民党江阴要塞指挥官 1949年4月22日在江阴起义

刘昌义中将 国民党上海守军51军军长 1949年5月26日在上海投诚

张 轸中将 国民党河南省主席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十九兵团司令 1949年5月在武汉起义

程 潜 陆军一级上将 湖南省主席 建国后曾任中央政府副主席

陈明仁中将 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1949年8月5日在长沙起义 55年被授上将


董其武中将 国民党绥远省主席 1949年在包头和平起义

陶峙岳中将 国民党新疆省主席警备司令 1949年9月26日在乌鲁木齐起义 55年授上将

赖慧鹏 国民党广西靖西专区督察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1月在广西靖西起义

周祖晃中将 国民党广西桂北军政区司令官 1949年12月25日在广西百寿接受和平改编

卢 汉 国民党云南省主席 1949年12月在昆明和平起义

刘文辉 邓锡侯 潘文华三人四川军阀后期被蒋架空无实权 1949年12月9日在四川彭县起义 55年刘 邓被授一级解放勋章

郭汝瑰中将 国民党国防部三厅厅长 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 1949年12月11日在四川宜宾起义

董宗琪中将 国民党十六兵团司令 1949年12月21日在四川什邡起义

陈克非中将 国民党二十兵团司令官 罗广文中将 国民党十五兵团司令 1949年12 月24日在四川郸县起义

裴昌会中将 国民党七兵团司令官 1949年12月25日在四川德阳起义
李振西中将 七兵团38军长 鲁崇义中将七兵团30军军长 1949年12月25日在四川成都起义

朱鼎卿中将 国民党三兵团司令官 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金堂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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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姓裴的都有那些名人?

裴秀(224-271),西晋地图学家。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官至司空。编绘《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是中国迄今可考的最早的历史地图集。所绘《地形方丈图》,是缩编的晋地图。图均亡失。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制图六体,为中国传统的地图制图奠定理论基础,影响中国地图制图1700多年。
  裴頠(267-300),西晋哲学家。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曾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尚书左仆射之职。他反对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提出崇有论。认为万有的整体是最根本的“道”,万有不是由“无”产生的,而是“自生”的,“自生而必体有”。他还认为万物生化有其规律。从“崇有论”出发,他重视现实存在的事物,不满轻视事功的放达风气,力图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裴�的思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崇有派领袖。著有《崇有论》。
  裴松之(372-451),南朝宋史学家。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少年好学,博览群籍,立身简素。20岁时任殿中将军,直卫皇帝左右。义熙元年(405)为吴兴故鄣县令,后迁司州主簿转治中从事、永嘉太守,并征为国子博士。裴松之为官清廉,体恤百姓疾苦,肃明风化,黜陟有序,深得下属官吏和人民的爱戴。元嘉十四年(437)致仕归里。元嘉六年宋文帝命注《三国志》,他对陈寿的《三国志》进行了详细的补缺、备异、矫正、论辨,使注文多出原书几倍,所引魏、晋人著作多至210种,保存了大量史料,开创了史书作注的先例。
  裴子野(469-530),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字几原,河东闻喜人,齐广陵大守昭明子,永明中为武陵王国左常侍右军江夏王参军,天监中除右军安成王参军。迁兼廷尉正,免,南衮州刺史萧景引为冠军录事,除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出为诸暨令,徵拜著作郎兼中书通事舍人,除通直正员郎,迁中书侍郎。大通初转鸿胪卿,领步兵校尉。卒,赠散骑常侍,谥曰贞子,有《宋略》、《续裴氏家传》等。
  裴蕴(?-618),隋臣。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初仕陈,以父在北,密请为隋内应。入隋位开府仪同三司,历为刺史。炀帝初召为太常少卿,善伺帝意,广增乐人达三万余,迁民部侍郎,奏请设峻法核实户口,得丁二十余万,为御史大夫,参朝政。断狱以帝意为准。治杨玄感余党,杀数万人。法纪大坏。增御史百余人,耳目偏于郡国,大为公私祸害。预知宇文化及将起事,欲先发制化及,虞世基阻其行事。遂被化及杀死。
  裴矩(547-627),隋臣。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为隋末唐初大臣,隋文帝时官至吏部侍郎。隋炀帝大业初,西域诸蕃及张掖(今属甘肃)塞,与隋互市,由他主管其事。随即顺便采访西域各国政教风习、山川险阻,君长族姓,及其文物章服等。遂撰《西域图记》三卷,记叙四十四国之事。拜民部侍郎,迁黄门侍郎,参与朝政。宇文化及杀炀帝自称皇帝,任尚书右仆射。后投窦建德,任吏部尚书,转任尚书右仆射,专掌选事,并为制定朝仪。入唐后,官至检校侍中、民部尚书等。
  裴寂(570-629),唐臣。蒲州桑泉(今山西临猗西南)人。字玄真。隋末任晋阳(今山西太原)宫副监。与李渊交谊深厚,为李渊太原起兵策划者之一。并以晋阳宫米九百万斛、杂彩五万段、铠四十万枚支援出兵。后李渊进兵至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他又支持李渊称帝,唐建国后,他任尚书仆射,最为李渊所宠信。太宗李世民贞观三年(629)因罪放归原籍,曾参预制定《唐律》。后流放静州(今广西昭平)而死。
  裴行俭(619-682),唐将领。字守约,绛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幼以荫补宏文生,贞观中举明经,调左顿卫仓曹参军。仪凤中,以才备文武,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调露元年为定襄行军大总管讨伏念,以功封闻喜县公。永淳元年卒,赠幽州都督,谥曰献,中宗立,再赠扬州大都督。他善于识拔人才,军中提拔的将领如程务挺、王方翼、郭待封、黑齿常之等,都成为一代名将。行俭著有文集二十卷和《选谱》。又撰《草字杂体》及营阵、部伍、料胜负、别器能等四十六诀,今佚。
  裴炎(?-684),唐臣。字子隆,绛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寡言好学。举明经及第。初任濮州司仓参军,累迁黄门侍郎。调露二年(680),同中书门下三品,进拜侍中。受高宗遗诏,辅中宗嗣位,任中书令。反对中宗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与武则天定策废中宗,立睿宗。以功封永清县男。武则天临朝,谋乘武则天出游,用兵劫持武则天还政,未果。徐敬业兴兵讨武则天时,又奏请武则天还政于睿宗。遂因诬陷谋反,被杀。睿宗再立,赠太尉、益州大都督,谥曰忠。
  裴耀卿(681-743),唐臣。字焕之,绛州稷山(今山西稷山)人。弱冠中童子举。开元初任长安令,除“和市”积弊。旋任济州刺史,修筑河堤,为民所称。入为户部侍郎。开元二十一年(733),迁京兆尹,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任侍中,充江淮、河南转运使。建议广漕运以实关中,在遭河沿线置河阴、集津等仓,三年积粟七百万石,省运费三十万缗。二十四年罢为右丞相。天宝初,进尚书左仆射。
  裴迪(716-?),唐诗人。关中(今陕西)人。天宝后官蜀州刺史,曾为尚书省郎。早年与王维、崔兴宗友善,同居终南山、相互唱和;在蜀与杜甫、李颀有过交往。今存诗多写山水景色,境界幽寂,与王维山水诗近似。
  裴度(765-839),唐臣。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贞元进士。由监察御史进升为御史中丞,力主削除藩镇,转升为宰相。后以削平藩镇之功封晋国公。晚年以宦官专权,辞官退居洛阳。《全唐诗》存其诗十八首。
  裴铏,唐文学家。咸通(860-874)中为静海军节度使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乾符初(874)任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著《裴航》、《昆仑奴传》、《聂隐娘传》等,收入小说集《传奇》,盛述神仙怪谲之事,情节曲折奇幻。此前唐人小说无“传奇”之名,裴铏始以“传奇”为书名,后世遂称唐宋文言短篇小说为“传奇”。
  其他裴姓名人有三国魏大臣裴潜;晋大臣裴宪,史学家裴骃,学者裴楷;南北朝时北魏大臣裴询、裴儁,书法家裴敬宗,学者裴伯茂,北周将领裴果;唐大臣裴光迁、裴珀、裴坦;宋大臣裴庄;明大臣裴绍宗;清大臣裴宗度等。近当代裴姓名人有导弹专家裴家昌,植物分类学家裴鉴,考古学家裴文中,档案学家裴桐,楹联学家裴国昌等。


历史上姓裴的都有哪些名人?

裴秀(224-271),西晋地图学家。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官至司空。编绘《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是中国迄今可考的最早的历史地图集。所绘《地形方丈图》,是缩编的晋地图。图均亡失。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制图六体,为中国传统的地图制图奠定理论基础,影响中国地图制图1700多年。
  裴頠(267-300),西晋哲学家。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曾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尚书左仆射之职。他反对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提出崇有论。认为万有的整体是最根本的“道”,万有不是由“无”产生的,而是“自生”的,“自生而必体有”。他还认为万物生化有其规律。从“崇有论”出发,他重视现实存在的事物,不满轻视事功的放达风气,力图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裴?的思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崇有派领袖。著有《崇有论》。
  裴松之(372-451),南朝宋史学家。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少年好学,博览群籍,立身简素。20岁时任殿中将军,直卫皇帝左右。义熙元年(405)为吴兴故鄣县令,后迁司州主簿转治中从事、永嘉太守,并征为国子博士。裴松之为官清廉,体恤百姓疾苦,肃明风化,黜陟有序,深得下属官吏和人民的爱戴。元嘉十四年(437)致仕归里。元嘉六年宋文帝命注《三国志》,他对陈寿的《三国志》进行了详细的补缺、备异、矫正、论辨,使注文多出原书几倍,所引魏、晋人著作多至210种,保存了大量史料,开创了史书作注的先例。
  裴子野(469-530),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字几原,河东闻喜人,齐广陵大守昭明子,永明中为武陵王国左常侍右军江夏王参军,天监中除右军安成王参军。迁兼廷尉正,免,南衮州刺史萧景引为冠军录事,除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出为诸暨令,徵拜著作郎兼中书通事舍人,除通直正员郎,迁中书侍郎。大通初转鸿胪卿,领步兵校尉。卒,赠散骑常侍,谥曰贞子,有《宋略》、《续裴氏家传》等。
  裴蕴(?-618),隋臣。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初仕陈,以父在北,密请为隋内应。入隋位开府仪同三司,历为刺史。炀帝初召为太常少卿,善伺帝意,广增乐人达三万余,迁民部侍郎,奏请设峻法核实户口,得丁二十余万,为御史大夫,参朝政。断狱以帝意为准。治杨玄感余党,杀数万人。法纪大坏。增御史百余人,耳目偏于郡国,大为公私祸害。预知宇文化及将起事,欲先发制化及,虞世基阻其行事。遂被化及杀死。
  裴矩(547-627),隋臣。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为隋末唐初大臣,隋文帝时官至吏部侍郎。隋炀帝大业初,西域诸蕃及张掖(今属甘肃)塞,与隋互市,由他主管其事。随即顺便采访西域各国政教风习、山川险阻,君长族姓,及其文物章服等。遂撰《西域图记》三卷,记叙四十四国之事。拜民部侍郎,迁黄门侍郎,参与朝政。宇文化及杀炀帝自称皇帝,任尚书右仆射。后投窦建德,任吏部尚书,转任尚书右仆射,专掌选事,并为制定朝仪。入唐后,官至检校侍中、民部尚书等。
  裴寂(570-629),唐臣。蒲州桑泉(今山西临猗西南)人。字玄真。隋末任晋阳(今山西太原)宫副监。与李渊交谊深厚,为李渊太原起兵策划者之一。并以晋阳宫米九百万斛、杂彩五万段、铠四十万枚支援出兵。后李渊进兵至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他又支持李渊称帝,唐建国后,他任尚书仆射,最为李渊所宠信。太宗李世民贞观三年(629)因罪放归原籍,曾参预制定《唐律》。后流放静州(今广西昭平)而死。
  裴行俭(619-682),唐将领。字守约,绛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幼以荫补宏文生,贞观中举明经,调左顿卫仓曹参军。仪凤中,以才备文武,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调露元年为定襄行军大总管讨伏念,以功封闻喜县公。永淳元年卒,赠幽州都督,谥曰献,中宗立,再赠扬州大都督。他善于识拔人才,军中提拔的将领如程务挺、王方翼、郭待封、黑齿常之等,都成为一代名将。行俭著有文集二十卷和《选谱》。又撰《草字杂体》及营阵、部伍、料胜负、别器能等四十六诀,今佚。
  裴炎(?-684),唐臣。字子隆,绛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寡言好学。举明经及第。初任濮州司仓参军,累迁黄门侍郎。调露二年(680),同中书门下三品,进拜侍中。受高宗遗诏,辅中宗嗣位,任中书令。反对中宗以后父韦玄贞为侍中,与武则天定策废中宗,立睿宗。以功封永清县男。武则天临朝,谋乘武则天出游,用兵劫持武则天还政,未果。徐敬业兴兵讨武则天时,又奏请武则天还政于睿宗。遂因诬陷谋反,被杀。睿宗再立,赠太尉、益州大都督,谥曰忠。
  裴耀卿(681-743),唐臣。字焕之,绛州稷山(今山西稷山)人。弱冠中童子举。开元初任长安令,除“和市”积弊。旋任济州刺史,修筑河堤,为民所称。入为户部侍郎。开元二十一年(733),迁京兆尹,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任侍中,充江淮、河南转运使。建议广漕运以实关中,在遭河沿线置河阴、集津等仓,三年积粟七百万石,省运费三十万缗。二十四年罢为右丞相。天宝初,进尚书左仆射。
  裴迪(716-?),唐诗人。关中(今陕西)人。天宝后官蜀州刺史,曾为尚书省郎。早年与王维、崔兴宗友善,同居终南山、相互唱和;在蜀与杜甫、李颀有过交往。今存诗多写山水景色,境界幽寂,与王维山水诗近似。
  裴度(765-839),唐臣。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贞元进士。由监察御史进升为御史中丞,力主削除藩镇,转升为宰相。后以削平藩镇之功封晋国公。晚年以宦官专权,辞官退居洛阳。《全唐诗》存其诗十八首。
  裴铏,唐文学家。咸通(860-874)中为静海军节度使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乾符初(874)任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著《裴航》、《昆仑奴传》、《聂隐娘传》等,收入小说集《传奇》,盛述神仙怪谲之事,情节曲折奇幻。此前唐人小说无“传奇”之名,裴铏始以“传奇”为书名,后世遂称唐宋文言短篇小说为“传奇”。
  其他裴姓名人有三国魏大臣裴潜;晋大臣裴宪,史学家裴骃,学者裴楷;南北朝时北魏大臣裴询、裴儁,书法家裴敬宗,学者裴伯茂,北周将领裴果;唐大臣裴光迁、裴珀、裴坦;宋大臣裴庄;明大臣裴绍宗;清大臣裴宗度等。近当代裴姓名人有导弹专家裴家昌,植物分类学家裴鉴,考古学家裴文中,档案学家裴桐,楹联学家裴国昌等。


彭德怀一生四次军事失误各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前言:首先要声明的是我个人对彭德怀元帅是非常崇敬的。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也可以说干的越多的人他犯错误的可能性也越大。一下这片文章提到的是彭总的一些不足,也许有不确实的地方,仅仅以供参考。


彭德怀虽然战功卓著,但是也有一些过失。在1948年的西府陇东战役和1949年的兰州战役中,解放军先后遭受了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的重大损失。彭德怀作为战役的最高指挥者,应该承担相当的责任。

1948年4月6日,彭德怀指挥所属西北野战军主力兵分叁路,西进直取宝鸡。由于当时宝鸡守军只有2000人左右,解放军于4月26日攻克宝鸡,全歼守军并缴获大量物资。而胡宗南发觉解放军的西进行动之后,便急令裴昌会和马步芳驰援宝鸡。4月25日,马步芳部接连突破六纵在长武、亭口的阻击阵地。裴昌会部则于26日突破四纵在杏林镇和青化镇的防守阵地,并早于彭德怀的预计进抵岐山,与马步芳部对宝鸡的解放军形成夹击之势。危急之下,解放军被迫放弃宝鸡及在宝鸡缴获的大部分物资,向陇东一代撤退。撤退期间,解放军多次遭到合围。5月5日,教导旅在屯子村被围,次日在主力接应下突围,损失惨重。5月8日,解放军在肖金镇、荔镇之间突出合围,但有4个旅遭到很大损失。此后,解放军仍不断遭到国军追堵,直至5月12日到达马栏、高王镇地区后方才彻底摆脱追堵。是役,解放军伤亡14973人,占西北野战军总人数的18%以上。5月26日,解放军在洛川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和四纵领导在会上作了检讨,并处分了一些旅团级的干部。

1949年8月,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发动了兰州战役。在战役初期,即21日和22日,因为彭德怀低估兰州守军的力量,导致首战受挫,损失数千人。

通过分析虽然陇东战役中的巨大损失主要是由于国军的兵力优势和四纵的临阵撤守造成,但彭作为战役的决策指挥者,在战役的开始阶段,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国军的实力,主攻部队偏多,而牵制的兵力明显不足,导致防线被迅速突破。因此,彭对部队的重大伤亡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兰州战役中,由于战前部署出现失误,解放军在战役初期损失极大。这两次战役虽然最终取得胜利,但是由于作为指挥者的彭德怀的轻敌,解放军在战役初期蒙受了本可避免的损失。

到了1951年的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在指挥上的再一次轻敌冒进,造成了志愿军的巨大损失。经过在朝鲜战场上,在第四次战役,特别是砥平里战斗中,志愿军损失惨重,被迫后撤,汉城重新被联合国军占领。这次失利之后,彭德怀制定了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1951年5月18日,彭德怀向此先围歼美军一个师都很困难的志愿军下达了一举歼灭美军三个师,英、土三个旅,南朝鲜军一、六两师的命令,力图挽回不利局面。而由于美军的猛烈空袭,战役打响之后,志愿军得不到有效的空中支持,只好以人海对火海。面对联合国军从5月23日开始的,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在航空兵掩护下的全线反扑,志愿军无法招架,损失惨重。分析这次战役虽然南韩军队伤亡较大,但是志愿军的主要目标美军只损失了区区几千人,而志愿军参战各军则均损失过半,特别是60军180师被美军围歼,几乎全军覆没。作为战役指挥者的彭德怀,在制定作战策略时,没有认真研究对手在战术上针对自己的调整,仍以解放战争为经验,在后方机场被破坏,没有有效空中支援和充足物资供给的情况下,冒然下令南进,对战役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彭德怀的第五次战役的计划是得到了毛的肯定的。所以战役失败的责任应该由彭和毛共同承担。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回国主持全军,在军委中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但是,五三年到五九年的军队建设,实在可以说是乏善可陈。除了向苏军体制靠拢外,在正规化方面没多大进展。而就是向苏军体制靠拢这一条路,也因人为因素而倍受干扰。彭德怀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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