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地理的起源
公元前7世纪的兵书《军志》有：“失地之利，士卒迷惑， 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理为宝”。清代施永图编撰有《武备地利》一书。中国历史上与地利相似的用语还有“地势”、“形胜”，如《史记·高祖记》有：“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由于太阳能在地球表面和控制地球活动的内能在各处分布不均，地球表层各处的地理环境存在着明显差异，成为对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具有不同影响的地理区域和地理环境。探索地理环境对军事行动与国防建设相互关系规律的学科，称军事地理学。它是人类在长期武装斗争实际中认识、利用地理条件的知识积累和经验总结，是对军事与地理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对于科学地指导国防建设和军事行动等方面的地理研究有重要意义。
87年的大兴安岭大火灾是怎么回事？ 事情的起因是怎样？ 怎么会烧这么久都灭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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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6日，我国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森林火灾，史称“大兴安岭5·6特大森林火灾”（以下简称“火灾”）。
有关这场火灾的全过程，国务院当年向全国人大委员会的汇报材料中这样写道：
“火灾来势很猛，东、西两线同时起火。在西部，5月6日起火，到7日晚刮起了八级以上大风，5个小时火头推进100公里，铁路、公路、河流，甚至500米宽的防火隔离带都阻挡不住。一个晚上就烧毁了西林吉（又名漠河县，政企合一）、图强、阿木尔3个林业局所在地和7个林场、4.5个贮木场。当天夜间，东部塔河县盘古林场的火势也迅猛异常。到8日，西部漠河、东部塔河县境内已分别形成面积为30万和20万公顷的大火海。此后，火势继续蔓延。经过25天的顽强扑打，于6月2日彻底扑灭。”
火灾损失——“令五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五万余军民围剿25个昼夜方才扑灭”。“大火烧过了100万公顷土地、焚毁了85万立方米木材”，是“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员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起火原因——“造成这场特大森林火灾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天灾，也不是坏人破坏。最初火源是林业工人违反规章制度吸烟，以及违反防火期禁止使用割灌机的规定，违章作业造成的”。
正是从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开始，许多官员和普通人的命运发生了变换：
“火灾”后，林业部部长杨钟被撤职；大兴安岭行署专员邱兴亚、书记李春贺等11名处级以上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此外，还有7人受到程度不等的刑事处罚。
其中，庄学义，因“玩忽职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的原图强林业局局长，也是“火灾”判刑级别最高的官员，最为引人瞩目。
而熟知内情的人说，“那是一个大冤案。”
想干事的林业局局长
庄学义是大兴安岭的第一代拓荒者。震惊中外的火灾发生前，45岁的他已在大兴安岭工作了22年，刚刚担任图强林业局局长三年的他，正思谋着如何再大干一场。
担任汽车队队长的时候，这位“文革”前从南京林学院林业机械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就创造性地发明、引进了“高寒地区冷车启动”等3项科技成果。
提拔为林业局局长、总工程师后，作为黑龙江省系统工程学会理事、系统工程在林业应用上的课题组组长，庄学义将系统工程的理论，真切地应用在了林业生产、建设上。
图强原来有条老街道，是条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水横流，职工们形容说，“晴天自行车驮人，雨天人驮自行车。”
庄学义上任后，让林业局掏钱，修建了一条水泥大马路，号称“兴安第一街”。后来经过历届局领导的完善，成为图强一景，而肇始者，就是庄学义。
此外，他还为职工们建起了家属楼，一改过去都是平房、帐篷的格局，另外的一批公寓式活动板房，里面带暖气，可以活动，非常适合林区工人。还有10项免费服务，如幼儿入托、残疾儿童免费读书、职工家属免费乘车、洗浴等等。
与一般当官的不同，手下有着一万多名林业职工的庄学义，待人随和、没有架子。
出差按照级别，他（正处级干部）可以住单间，但他从来都是和下属住一起；下属办错了事，也不训人，而是“和气得像个教授，指出你错在哪里”。
这当然是他的领导艺术，也是他本性善良——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任女知青连连长的时候，女孩子们哭了想家了，他都要跑过去安慰，生活上遇到困难，他都要进行指导——连半夜起来小便，庄都要嘱咐这群来自南方的姑娘，不要光脚出去，以免冻伤。
庄学义麾下的图强林业局不断出彩——7项经济指标名列战线之首，被林业部授予“企业整顿先进企业”；年利润超过1000万，为全国林业系统内唯一的一个；图强林业局辖区内还连续10年没有发生过森林火灾，被林业部授予“护林防火先进林业局”。
有一次，大兴安岭林业局局长邱兴亚这样表扬庄学义：我想到的，你们做到了，我没想到的，你们也做到了……
不出意外的话，被大兴安岭地委列为首批后备干部的庄学义，本来完全可以在仕途上前进一步，或者几步。这也应该是庄学义“支边”时的最初意愿——在更大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能力。
军事地理学的发展简史
历史上许多军事家都很重视地理环境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春秋末期军事家孙武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18世纪中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给将军们的训词》中指出“地理知识，对于一个将军来说，犹如步枪之对于士兵，数学之对于几何学家一样重要”正确利用地理环境，往往可以以少胜多，以弱制强；而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估计不足或利用不当，即使处于优势的军队，也可能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中国东汉末年曹操兵败赤壁，法国拿破仑一世丧师俄罗斯，地理因素的不利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军事指挥人员充分认识地理环境对军事战略和作战行动的制约和影响，并在实战中巧妙利用，趋利避害，扬长抑短，对于克敌制胜有着重要的作用。军事地理学是人类战争实践的产物，是伴随战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对军事地理学的研究，中国较其他国家为早。在古代，军事地理学是作为兵法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孙子兵法》有较多篇幅着重论述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条件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成为研究军事地理的开端。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与刘备的问对中提出辅刘立国的“隆中对”，是分析军事地理形势把握战略全局的范例。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以明代主要行政区划为主线，着重阐述了历史上各要塞地域的地理形势对用兵的影响，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历史地理名著，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此外，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施永图的《武备地利》，也含有丰富的军事地理内容。19世纪，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机枪、线膛炮等武器相继出现，战争的规模和范围扩大，为适应作战需要，军事地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军事地理学的理论著作先后在俄、德、法、意、英等国问世，军事地理学成为专门学科。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瑞典政治学家克吉伦和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等，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大陆心脏说”等理论，他们的观点曾经成为军事地理学的理论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豪斯霍费尔的“地缘政治学”提出：国家的生存空间应随着力量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主张德国收回失去的殖民地，甚至把大半个欧洲都划归到他那个“生存空间”中去，为希特勒的侵略扩张政策制造理论根据。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善于根据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特点确定革命的战略方针；在选择、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运筹战略决策和指挥战役行动时，都能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地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在军事院校开展了军事地理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军事领导机关分别编写了各种军事地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