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正面功能和反面效应
按照道家思维,人有所建设, 即有所破坏,“有为”作用于自然、社会, 即打破了原系统的平衡,人的行为亦因此受到破坏。《庄子•大宗师》:“失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淮南子•诠言训》:“福者或为害, 利者或为害”。《淮南子•人间训》:“福与祸同行, 利与害为邻”。道家还炮制了“塞翁失马”等诸多广为传布的福祸转化的故事,不过这些故事都带一些福祸无常的虚无态度。撷其一例,《淮南子•人间训》:“宋人有好行仁义者, 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犊, 以问孔子, 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荐上帝。 居一年, 其父无故而盲, 其牛无故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令其子问孔子。 其子曰:‘前问之而失明, 又何问乎?’父曰:‘圣人之言, 先迕后合, 其事未究, 姑复问之。’其子又复问孔子。 孔子曰:‘吉祥也’。复教以祭。其子归致命, 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 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 围城而战, 死者大半, 此人以父子有疾, 皆免。及围解而疾俱复, 夫福祸之转而相生, 其变难见也”。
利害转化, 安危相易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危困、灾害有其发生的缘由,有其变化的过程。《庄子•山本》中有“皮之为灾”的寓言, “斗孤文豹” 发现自己总处在危险中, 东躲西藏,始终不知“何罪之有哉”,其实原因乃是它们的漂亮皮毛可供猎人之利。人之陷于危险, 亦不会是“祸从天降”, 只有未知起因的灾难事故, 没有无因而起的灾难事故。
道家认为,原始技术和科学从一产生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为了躲避自然界的种种危险。《淮南子•汜论训》云:“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 夏日则不胜 。圣人乃作为之, 筑土构木以为宫室, 上栋下宇以蔽风雨, 以避寒暑, 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 麻索缕, 手经指挂, 其成犹网罗。而后世为机杼胜复, 以便其用。而民得以 形御寒。古者剡 而耕, 摩蜃而耨, 木钩而樵, 抱 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以名谷, 冲绝道路, 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版, 以为舟航。故地势有天得相委输, 乃为 , 而越千里。肩荷负担之勤也, 而为之揉轮建舆, 驾之服牛, 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 而无以禁御也, 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 猛兽不能为害”。
然而, 科技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其每发展一步, 都将人对世界的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 也同时将人向未知世界推进一步, 而且, 科学技术愈是发达, 人们与未知世界的接触就会越多,人们所遇到的危险或给他人造成的危险也就越多。另外,在人类还未完全进入一种有组织的管理与分配的社会之前, 由科学技术而推动的种种社会形态都不能正确地、合理地支配科学技术, 因而科技带给人的危害比人们预料的要多。道家对此已有初步的认识，《庄子• 箧》:“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乌乱于上矣; 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 则鱼乱于水矣; 消格罗落 之知多, 则兽乱于泽矣”。《老子•五十七章》:“天下多忌讳, 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 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 奇物滋起,法令滋新, 盗贼多有”。科学技术既能提供给有德的人以避害工具, 亦能提供给无德的人以破坏的利器。机巧、欺骗、奸诈等人的恶劣品德有通过包括科技在内的人类文化进步而被扩大的可能。《老子•十八章》:“智慧出, 有大伪”。《老子•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 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 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国, 国之贼; 不以智治国, 国之福”。道家认为, 科学技术施以技巧, 也有可能剌激人的机巧之心, 剌激人的物欲, 把人纯正朴实的心态破坏, 从而又构成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庄子•天地篇》:“有机械者必有机事, 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尤其是精良的武器容易使好战者生杀人之心,《老子•三十一章》:“夫兵者不祥之器, 物或恶之, 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 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然为上, 故不美也。而美之者, 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 则不可以得去于天下矣。故吉事尚左, 凶事尚右”。我们今天知道,科学史一个痛苦的事实是, 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而且科学技术的关键性进步, 常常是由战争来推动并服务于战争的, 战争无疑是人类生命安全的最大杀手。
道家还不能预知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之后, 人类社会将因此而最终产生出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和道德水平, 所以, 道家只能以消极的“绝圣弃知”来面对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老子•八十章》:“小国寡民, 使有伯什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不远徙。虽有舟舆, 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 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老子•十九章》:“绝巧弃利, 盗贼无有”。然而,我们今人知道,科学技术给人类生活安全的负面作用, 只能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消除。人在安全问题上获得解放, 只能依赖于对必然性认识。探索自然界和人的运动变化规律, 除了科学技术, 我们还不知道其它别的东西。在交通工具中, 小汽车每行驶 0.5亿公里死亡一人, 而飞机每飞行 7.4亿公里死亡一人, 科学技术提高了交通工具的安全系数。
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是安全的基础。“合气于漠, 顺乎自然, 则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 不顺乎自然, 就会造成灾难, 如前述攸、忽之凿浑沌, 如“凫胫虽短, 续之则忧; 鹤胫虽长, 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 性短非所续, 无所去忧也”(《庄子•骈拇》)。人不能盲目地拜倒在自然面前, 成为自然的奴隶,而应该由“适然” 走向必然。《淮南子•主术训》说:“物至而观其象, 事来而应其化, 近者不乱, 远者治也。是故, 不行适然之数, 而行必然之道, 故万物举而无遗策矣。今夫御者, 马体调于车, 御心和于马, 则历险致远, 进退周游, 莫不如志, 虽有骐骥 之良臧获御之, 则马反自姿 , 而弗能制之矣。故治者不贵其自是, 而贵其不得为非也”。尊重规律在于不违背自然, 不违背人性, 因天地之势, 就人之能力,人的行为与自然规律一致, 才能有所作为而不出安全问题。《庄子•大宗师》说:“知天之所为, 知人之所为, 至矣, 知天之所为者, 天而生也, 知人之所为者, 以其知之所以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 终其无年而不中道夭者, 是知之盛也”。《淮南子•泰族训》:“夫物有以自然, 而后人事有治也。 故良匠不能 金, 巧冶不能铄木, 金之势不能 , 而木之性不能铄也。 以为器, 木以为舟,铄铁而为刃, 铸金而为钟, 因其可也, 驾马服牛, 令鸡司夜, 令狗守门因其然也”。《淮南子•修务训》:“夫寺势水东流, 人必事焉。然后水涝得谷行。禾稼春生, 人必加功焉。 故五谷等遂长。…若夫以火汉井, 以淮灌山, 此用已而背自然。...若夫水之用舟, 沙之用鸠, 泥之用 , 山之用 。夏渎而冬坡, 因高为田, 因下为池, …圣人之从事也。...其存危定倾若一志, 不忘欲利人也”。道家把安全养生的基本途径确定为“依乎天理”, “因其固然”, 象 偻捕蝉、庖丁解牛 (《庄子》)、纪昌学射(《列子》)都对事物的必然规律有深入的了解。人认识事物运动变化规律, 应该是不断变化的才能确保安全。《淮南子•汜论训》:“困其患, 则造其备, 人各以其所知, 去其所害, 就其所利, 常固不可循, 器械不可因也”。当然, 遵从先行者根据事物发展变化, 根据他们的发明创造而制定的章制,也是“从道”。因为在道家看来, 关于人的行为的“法”是道的具体表现, 《淮南子•修务训》:“追观上十及贤大夫, 学问讲辩, ...苏援世事, 分白黑利害, 筹策得失, 以观祸福。设仪立义, 可以为法则, 穷道本末, 究事之情、立是废非, 明示后人”。《庄子•马蹄》:“陶者曰:‘我善治 ,园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 曲者中钩, 直者应绳’”。
掌握规律、尊重规律的人将在安全问题上获得自由, 进入安全的“自由王国”, 这就是道家所说的“至人”。《老子•五十章》:“善摄生者, 陆引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 兕虎无所投其角, 虎无所措其爪, 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 以其无死地”。《庄子•逍遥游》:“至人神矣! 大泽焚而不能热, 河汉 而不能寒、风振而不能惊。......死生无变于己”。
六年级上学期期末社会试卷及答案
六年级，道德和社会
期末复习题的书籍，填补一个空白。
1，（郑）是生命的核心，（信）是一个基本的生活。
2，富有依靠人（智慧）和（劳动）创建，并依靠（努力工作）维持生命的每一个家庭的贫困人口需要（节俭），有钱的人没有理由（浪费） 。
3（10）一月（31）日，世界勤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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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科学的双刃剑功能与技术的双刃剑功能有一点是不同的。技术的双刃剑功能是先天的或者可以说是“胎里带”，而科学的双刃剑功能，尤其是科学的负作用则是后天的，是科学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产物。
科学和技术自从17世纪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来，不但充分显示了它的造福功能，也逐渐暴露出对自然和社会的危害。这是西方社会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产生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以及反科学思潮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科学和技术是一柄双刃剑的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是，第一，技术悲观主义者大多如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和西方近代的卢梭一样，仅仅认为技术会扭曲人心，不利于社会的“淳风化俗”，而很少考虑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本身的作用。第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基本处于“知其然”状态，很少追问它的“所以然”。这主要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至今多局限于感性经验层面，即通过大量经验事实认识和提出这个问题，缺少对科学和技术自身的理性分析。老子的“有机器者必有机心”虽然带有一点理性逻辑，但如上所述，它仅仅预示了技术对人性的扭曲，并没有发现技术对社会更多的消极影响。第三，很多人议论科学和技术的双刃剑作用，是将科学和技术不加分别地捆在一起，笼统地议论，很少有人将科学和技术各自的双刃剑功能单独进行分析。这样一来，势必赏罚不当，甚至使科学代科技受过。
首先，科学属于认识活动，技术属于改造活动。认识活动以真理为标准，改造活动以功效价值为标准。其次，就科学的原初意义而言，它并没有实用目的，而技术的目的则是十分实用的。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最初仅仅因为人对奇妙的大自然感到惊异，因而产生了“想知道”或“想明白”的意识冲动，并不想去改造什么。
科学发展的最大进步是科学从自发阶段跨入自觉阶段，即从仅仅出于好奇的“想知道”和“想明白”发展到为了某种实用目的的“应该知道”和“应该明白”。与自发的科学不同，自觉的科学也是以实践为目的的，因此，科学的双刃剑功能在其自发阶段，只具有客观的意义，缺乏主观故意。科学只有进入自觉阶段之后，才有了实用和功利目的，增加了主观方面的双刃剑功能。但技术就不同了。技术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实用目的，即为了人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而主动地改变客体的形态。技术和科学的这一区别，可能就是它们在最初曾经各行其是的原因。科学史表明，科学和技术最初并不是紧密结合的，许多科学成果的实用目的在当时甚至在很长时间都不能显示出来，许多技术也不是在科学的指导下发生的，而是一种经验和技巧，带有偶然性。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技术的幸运。因为技术逐渐明白，科学所发现的规律可以为它所用，可以启发它，成为它的理论依据，使它可以排除盲目性，成功的几率也就大些。这一过程同时启发了科学的自觉化，因为科学原理汇入技术活动中，就极大启发和指导了技术活动，也实现着改造客体、服务人类的功能，使科学的价值从认识领域间接地跨入实践领域，开始了自觉化的过程。但无论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科学的实用目的或实用功能是间接的，是通过技术实现的，而且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发生作用都是通过其成果显示出来的。科学以揭示客体规律为目的，其成果多为观念形态，技术以改变客体的存在形态为目的，其成果多为实物形态。因此，相对于科学成果，技术成果对社会的作用直接得多。科学的双刃剑是通过技术成果得到显示的。
科学是人类探求客观规律的活动。这个定义除蕴涵了规律的客观性之外，同时说明，科学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尤其是像科学这样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一旦不再是自发的行为，就和技术一样，也体现着人的目的，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客观规律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它既可以造福人，也可以危害人，比如电，它既可以优化人的生活，又可以摧残人的生命。当科学活动具有了实用目的之后，就既有利用和发扬或者避免和弱化客观规律造福人类之功能的那一面，又有利用发扬或者避免或弱化客观规律危害人类之功能的那一面。这两个方面的目标在一个具体科学活动中往往是一致的。因为造福自己与危害他人往往是同一个过程，一方是另一方的条件。即使只是为了造福人类，有时也难免带有副作用。比如，科学发明出了肥料、农药，目的是造福人类，但肥料、农药使粮食、菜、果，甚至饲料、肉类蛋类都会浸染上某些毒素，危害人类健康。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双刃剑功能从客观意义上说是必然的，科学技术活动就只能尽量规避和抑制其负作用，而不可能彻底消除它。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比如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国家、民族，每一个利益群体从根本上说都在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削弱和侵夺对方利益，所以，人类历史上就充满了这样的现象，即有些利益集团有时候会故意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危害人类的功能去对付对方，指示或组织科学家制造出枪炮杀害人，制造出药物毒害人。原子弹的发明成功，便是这一目的促成的结果。
现在，科学界关于科学伦理的呼声很高，呼吁各国政府和科学家对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负责，在发展科学和技术的时候，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人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功能，坚决克服和制止危害人类的科学技术成果。这虽然旨在唤起科学家尤其是政府的道义感，但是，历史证明，道德总是让位于利益的，因为利益是针对利益主体自身，而道德一般总是针对他人。比如，我要求一个人讲道德，无异是要求他降低自己的利益诉求去照顾我或其他人的利益。当这种降低自己的利益诉求仅仅局限于“降低”，而不至于损害他的利益之时，他才会讲道德。当“降低”超出一定限度，将损害他的利益，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并行使某种强加于他的道德，因此，伦理在利益面前是软弱的。
所以，人类一天不结束这种利益集团的分割状态，斗争就不会停止，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就肯定受到互相对立的利益集团的普遍重视，他们必然会利用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去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对抗对方。
当代国家无论是以何种国体形式出现，政治权力都是相当大的，也都非常重视科学和技术，这就使科学和技术不但从活动形态变为理论体系形态，而且成了一种国家建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越来越成为一种国家行为，越来越要依靠国家的资助和管理，而国家恰恰是不同利益群体的集合体。因此，每一个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必然会以种种借口在发挥科学正面作用的同时对科学尤其是对技术的负面作用也加以堂而皇之的利用，制造一些危害另一部分人的技术产品。当每个现代国家都以特定的理由故意利用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去“发展”科学技术时，科学和技术便发生异化，从造福人类变为危害人类。只有实现了世界大同，人类不再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才有可能全面抑制科学的负面作用，充分调动和发挥科学的正面作用。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假设有可能，也是非常非常遥远甚至是遥遥无期的。因此，在人类还继续分割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时期，我以为要发展科学的造福功能，抑制其危害功能，除了从主观上不断加强科学尤其是技术伦理的教育之外，还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第一，实现科学主题的转换。以往的科学，无论是出于对自然的好奇，还是出于有目的的自觉认识，其主题都是朝着启发技术和引导技术的方向，帮助技术确定“可以干什么”。由于技术先天地具有双刃剑功能，科学越是对技术具有启发和引导意义，就越会成为技术的帮凶和开路先锋。因此，往后科学的发展，我以为应当从指导技术“可以干什么”这个主题转变为规范技术“不可以干什么”这个主题上来，即从对技术的指导功能转变到规范功能上来。第二，联合国作为国际协调组织应当顺应全球化趋势，制定出有权威的国际性公约，严格审定和限制那些有可能危及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成果。只有这样，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面效应才能得到有效控制，变成造福人类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