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有的大变革？
因为一般的变革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发展而且中途还可能出现各种意外，就像秦朝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但是总会有项羽这样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意外存在。而中国从清朝都还算古代，到民国时期的战乱，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再到现在2021，不到72年的时间里，不但完成了从落后到赶上的超越，更是推陈出新走出了自己的特有道路，再对比同时期发展的朝鲜，他们现在的发展水平跟中国70-80年代差不多，可想而知其中的差距，而且这还不包括那10年的文革倒退的时间。所以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我们国家可能也就10年不到的时间就能大变样直接进入下一关时代，比如从BB机到手机，但从朝鲜的案例可以看出，这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至少7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就像西方的工业文明从发展到至今也才三四百年，但是其中有300多年他们都在遥遥领先，但是这种差距被文明用70年时间抹平甚至有反超的迹象，这样的大变革，确实是截止目前人类历史的前所未有。最有感触的应该就是那些90多100多岁的老人
中国 传统与变革怎么样
费正清先生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注明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 比起《剑桥中国史》那样大部头的著作，《中国：传统与变迁》是一本简约的中国历史，侧重于从中国社会传统和结构是如何发生改变这个角度来讲述中国历史。从中学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中国历史了，对于一些重要的史实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我们接触的“五分法”的历史，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角度分析评价历史，很少能看到其他不同的观点。这些年来，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以及费正清先生主导的一套中国历史学术著作，就如同新鲜的空气一般，带给了我们不同的历史观和深刻的见地，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和更好的理解中华民族是如何走过几千年历史的。 对于《中国：传统与变迁》这样的书，是一种介于历史书与工具书之间的必备的书籍，如果你喜欢历史，可以时常拿出来翻一翻，不一定从头读到尾，因为那样，可能永远也不会拿起这本书了。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关于您提出的问题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经资料库查询显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崭新的大地上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独具特色、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将深刻改变世界面貌，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摘要】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提问】
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关于您提出的问题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经资料库查询显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崭新的大地上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独具特色、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将深刻改变世界面貌，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回答】
简述近代中国各派力量探索国家出路的几种方式及其战局？
从鸦片战争开始,主要有太平天国(不知道算不算派别),他们是农民阶级,以《天朝田亩制度》为纲领,试图建立一个平均的社会,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不能完成历史使命! 还有地主阶级抵抗派,代表人物林则徐和魏源,他们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开眼看世界! 还有洋务派,中央以奕忻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他们建立近代国家工厂,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还建成了中国最早的海军! 还有顽固派,以倭仁为代表,主张原封不动的维护清朝统治,仇视一切外来事物! 甲午战争后出现了维新派,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主张政治革新,学习英国君主立宪制,由于他们触犯了慈禧太后的顽固派的利益,最后被扼杀! 后来,民主共和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产生,以孙中山为领导,主张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以三民主义为核心,进行抗争! 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产生,他们提倡民主与科学,后期李大钊等人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对现代影响由为巨大!
《经济大变革 中国怎么办》 读后感
改革开放至今，是中国经济崛起的30年，也是道德、文化和制度文明被遗落的30年。或许正如卢卡斯所说：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作为五千年的东方文明古国，我们希望的是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而不仅是30年GDP的昙花一现，试问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私有制以及私有制基础上独立、平等、民主的西方思想成就了资本主义经济文明的可持续，而中国是否也要效仿西方国家呢？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和制度中是否有另一番解释呢？ 《中国经济史》这本书探讨了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税收政策。在阅读过程中，我偶有感触，对历代王朝兴衰背后的原因也不断有新的理解。 西周及以前逐渐盛行的“井田”制度是中国史料记载最早的土地制度，土地属于封建领主所有，庶民被强迫为其劳动，若庶民资不抵债则有沦为奴隶的可能，这与西方庄园的农奴制度十分接近。 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称霸，周朝天子名存实亡，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周朝的诸侯分封制度。各诸侯封膏腴之地，即山鼓铸（炼铁），临海煮盐，经济实力远超洛阳周室，却不问周室天子死活，甚至倒戈相向。 战国时期，东方齐国和南方楚国战乱较少，经济日益发达；韩赵魏等中原诸侯国多面受敌日渐微弱，西方秦国地处偏僻之地，因而战国初期天下皆弱秦。然而穷则思变，秦孝公时，商鞅废除“井田”，实行土地私有和允许自由买卖，解放了庶民，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行郡县制代替诸侯分封制，将权利集中至中央，为秦灭六国奠定了经济政治基础。战国时期，中国思想流派极盛，对后续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孔孟儒家文化、老庄道家思想及韩非子法家思想，这些思想影响了后续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继续推行郡县制，郡县制使得权利集中于中央，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内，莫非王臣”之气象，彻底避免了周朝诸侯割据的再次出现，这是制度的极大变革，后续历朝无不效仿郡县制。秦始皇在全国推行土地私有制度，因而土地买卖兼并逐渐旺盛，富者成为大地主，原始资本开始积累，贫者沦为佃户，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秦始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极大促进了工商的发展，秦代的冶铁、冶铜、治漆、纺织、造船和建筑业均有一定的发展。秦朝历代多守匈奴骚扰，匈奴游牧，上马为兵，下马为民，来去自如，秦朝定居，盆盆罐罐，机动性不足，因而从成本角度看，秦朝历代修筑长城是一笔不错的经济账，但修筑长城，耗资巨大，只能加重苛捐杂税，加倍劳役，农民苦不堪言。始皇卒后，赵高弄权，人民积怨更深，戍卒一呼，响应者众，秦遂灭亡。整体来说，秦朝治国的思想更接近法家思想，但用之过急。 楚汉争霸，刘邦建立西汉，称高祖，但留下的是一个山河破碎、百废待兴的国家，因而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皆修养生息、轻赋薄役，此三位统治者遵循老庄无为而治的思想，“文景之治”国力逐渐强盛。汉朝土地制度沿袭秦朝，汉武帝统一货币造五铢钱，为后续历朝所使用。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但汉武帝刘彻仅仅是十分欣赏董仲舒的尊儒思想，治国方略真正执行的绝对是法家之道，汉武帝一生致力于抗击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开拓丝绸之路，其最初始目的皆为联合西域大月氏等国抗击匈奴，最终汉朝军队将匈奴驱赶至漠北，但国力消耗巨大，为筹措军费开支，汉武帝加重盐铁等商业税，首开卖官鬻爵之先驱，可以说汉朝三代修养生息的储蓄在汉武帝时已所剩无几。汉武帝末年驱逐西北戎狄时，为节省开支，创出“军屯”战法，该战法是三国曹魏时期“屯田”的雏形。汉武帝富时挥霍，贫时收敛，在抗击匈奴方面过于执着，欠缺经济成本考虑。 汉哀帝时，王莽为大司马，王莽是一位极为“复古”的思想家，秦皇汉武所执行的土地私有带来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贫富的不均，王莽更强调后者。因而王莽代汉后，行均田废奴婢，大兴诗书礼仪乐，其治国方略接近孔孟老庄思想。王莽废除五铢钱，改用极其复杂的币种，严重扰乱的民间货物的流通。整体来看，王莽的政策有利有弊，但其推行过急，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后光武兄弟起兵，新朝灭亡。新朝的灭亡告诉我们，依法治国不可少。 东汉光武帝恢复五铢钱，恢复土地私有制，但沿袭了新朝的废奴婢政策，深得民心，期间农业、煮盐业、冶铁业、手工纺织业、畜牧业、水利设施建设、造船制车、陶瓷业、酿酒业、制糖业、林业等皆有重大发展，但东汉末年的君主，大都卖官鬻爵，官僚地主贪奢极欲，腐败至极，军权渐渐集中三公九卿之列。如果说东周列国是诸侯割据，那么东汉末年分三国，则是权臣割据。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了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主张，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奔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惦念的依然是未尽的事业。他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精华集中体现于他的三民主义之中。总结他一生的奋斗历程，联系他的建国思想基础“三民主义”，再关注近代中国，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他站在时代的潮头，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可歌可泣，流芳后世；他的一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三民主义”，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也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他不仅是中国改朝换代的政治家、革命家，也是振兴中华、追求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先驱。
尽管孙中山未能扫除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大近代化的障碍，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实现复兴中华的目的，但他的近代化主张“三民主义”思想无疑是他那个时代中各种方案中最优秀的构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推动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中国的近代化启动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经90年代的维新变法和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孙中山是在回顾或者说是在“反思”上述近代化运动，总结上述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建构自己的近代化理论和逐步完善自己的近代化思想的。孙中山认为，洋务派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败于日本，不在于他们是否引进西方技术，而在于洋务派“一意整军经武，不屑问及细事”，
在于他们所讲的“富强之学”，不是切实的“富国强兵之学”。孙中山明确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孙中山说：洋务派“仿行西法以筹自强”，“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正因为洋务派没有抓住根本，所以洋务派推行的洋务并不能将中国变为强盛和富强。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勇敢地领导了国内维新变法运动。他们不仅提出了维新变法和革新政治制度的主张，而且还大胆地、勇敢地提出了深层思维方式变革或“精神革命”的课题。他们借用西方的思想武器，介绍进化论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使近代中国形成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浪潮。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新运动既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又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全面启动。然而，对君主与清政府的看法脱离实际。维新派企图采用保留皇帝宝座来推行自上而下的体制内变革，实现君主立宪政体，走英国和日本模式的近代化道路。可是，他们过于天真，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君主（皇帝）毕竟与英、日的国王不同，中国的民众也与英、日有别。因此，维新派要维新，但不明确如何维新，更不明白维新不行该如何变革中国。正如孙中山所指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这是不可能的，“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治理众人之事的总统”，而不需要把国家变为个人私产的封建皇帝。所以，孙中山强调：“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很显然，孙中山的意思是既然要从清政府的手里夺取政权，就非革命不可，既然要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那就只能成共和国，不能手里夺取政权，就非革命不可，既然要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那就只能成共和国，不能成立宪国，尤其不能搞君主立宪，将来再来一次革命打倒皇帝。实践证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采取渐进型的温和的近代化模式不仅不能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反而还贻误时机。清朝政府固然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通过革命的手段达到中国社会转型的近代化，就连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温和派采取渐进的改良手段推行社会进步的近代化模式也遭清政府镇压。这样清政府就自觉地把自己摆在进步人士通过政治变革达到社会变革的对立地位。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之后，慈禧为了强化封建统治，实行自强自救的政策，宣称仿照“西法”，改行“新政”，妄图打着“新政”的牌子达到欺世惑众，瓦解革命势力，招抚立宪派，拯救清政府目的。清末“新政”，其实是统治者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但是还要继续实行统治的一种挣扎。当然，清末清政府的“新政”，比起顽固守旧、闭关锁国毕竟是个进步，“新政”对新式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文化教育事业、军队等方面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新政”的施行在中国近代化的路途中毕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但是清末“新政”不可能冲破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也不能缓和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达到改革中国政治、经济的目标。
政体是关键，政体不能改变，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孙中山认为，要使中国与世界接轨，迅速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近代化，必然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代表民意的民主政府。
不能“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革就完全不可能。”清末“新政”，“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由此可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政体，创建民主共和制度之后，在保护海关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下，“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鼓励外商到“中国兴办实业”，促进中国进步，改良社会环境，“令中国大富”，这是孙中山建国治国的根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也是孙中山谋求实现中国近代化的根本原则和理论基础。所以孙中山把革命视作“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和神圣的伟大事业，完全是从清政府反对改革，反对中国进步发展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然而，革命毕竟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它本身并不等于社会变革。但是观察近代中国的大变革不能离开革命。清末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尽管它没有实现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但帝制被推翻，共和建立，不仅加快了西方民主政制的引进和促进了国民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工业近代化创造了一个大环境，而且也加速了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国民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和新价值观的形成。这又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氛围。这一切都说明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是孙中山苦心探索中国近代化进程所结出的硕果，是他领导中国近代化运动所建立的丰功伟中山苦心探索中国近代化进程所结出的硕果，是他领导中国近代化运动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纵观以上所述孙中山先生在救国救民道路上的不断探索，我们不难发现，孙中山以及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近代化的过程中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戊戌变法是怎样触动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
戊戌变法，又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如何看待中国资产阶级的生产及其特点。
1 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新产生的阶级。他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下，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来。
2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或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因其力量薄弱，有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斗争中缺乏彻底的革命性。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引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急求中国历史的百年变迁!!!
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它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反映了我们社会文化几千年未有过的伟大变化。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可以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诸多专门史角度去进行。过去，我们曾非常重视社会发展史研究，五十年代全国范围内曾普遍进行社会发展史教育。但是，那时所讲的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只是社会形态发展更迭的历史，讲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生产方式发展更迭的历史过程，基本上没有触及社会生活方式，更没有具体研究人们实际的社会生活形态。综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除政治活动、政治生活非常重要外，还有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等更值得注意，而常常被以往学者所忽略的社会日常生活方式，其重要性其实完全不下于它们。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人类从来就不是单个人在生活，人类从一产生起，就是在特定的社会中生活。人们不能自由超越他们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他们总受制于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社会生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别无选择的。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活变迁，不是包罗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的变迁，而是指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的最普通、最普遍的日常生活，是人民千百万芸芸众生世俗生活的历史演变。
为什么我们在当今尤其要重视研究社会生活的变迁历程呢?这是因为多少年来，由于政治过于泛化，意识形态过于泛化的影响，我们比较多地注意了人类历史中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思想文化活动等方面的研究，而恰恰忽略了与广大老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变迁的研究。我们的历史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的，而马克思本人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对于人们的衣食住行却是极为重视的。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就认定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便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是人们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历史活动。遗憾的是，除了年鉴学派以外，号称信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在研究社会生活方式方面并没有做出引人注目的成绩。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国学术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对于社会生活变迁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与发展，出版了许多专著和论文，在一些领域应该说还有一定的突破。但总的说来，这些成果与我们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相比较，还远远不够。精深的著述可以说还是凤毛麟角，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待于作进一步的开掘和拓展。
本书的作者是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的一群学子，他们艰苦收集相关资料，经多年潜心研究撰成本书。研究社会生活变迁与研究民俗文化原本有着天然的联系。民俗文化学是专门研究具有传承性的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科学，它在广泛而深入研究具体的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现象的基础上，综合研究民俗文化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作出理论概括。从民俗文化这个独特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生活变迁，为社会生活变迁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视野。芸芸众生的生活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它所提供的资料，最具体、最形象、最可靠，也最真实地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一些基础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方面。这些民俗文化现象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产生，又是如何影响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又如何推动民俗文化的演变，从这里，可以更好地理清社会生活变迁发展的脉络。
中国百年社会风俗变迁的特点
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变迁的原因中国近代兴起于晚清，高涨于民国的社会习俗的嬗变并不是即时出现的，它是由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诸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一、变迁之根源— — 社会的变异性社会的传承性与历史的继承性使人类社会不断“翻版”着历史，但社会的变异性却能不断使其推陈出新。中国近代的社会习俗就是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开始在新的领域崭露头角的。就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嬗变而言，这种合力则更多的源自于东西文明的相互冲撞之中。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传教士和侵略军进入中国，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随之而至。不管中国人是主动亦或被动的接受西方的文明，中国的文化都必须做出回应。于是，洋务派出现了，维新派问世了，他们不断利用其在政治上的优势和学识上的擅长，开始了一场以“中体西用”的提出为口号，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的文化运动。这样，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在新旧事物的摒弃与吸收中，社会变化了，风气开化了，而作为社会生活构成元素之一的社会习俗自然会另有一番新的景象。二、变迁之趋向— — 政治的导向性社会习俗作为政治生活的一个写照，又往往和政治的导向、政府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一个政府常常从维持其统治的角度出发，干涉百姓的生活习俗。早在l 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就采取了一系列反旧俗的措施；同时，他们还进行礼俗方面的改革，包括对服饰、礼仪、宗教、婚丧、称谓等方面做出的规定。到清朝“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举措，包括：废除满汉通婚的禁令等。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从维护革命成果，扫除封建专制的目的出发，发布了一系列改革风俗的条规，内容涉及禁卖人口、禁止体罚、保护民权、严禁鸦片、禁止赌博、管制娼妓、改革历法、改变称呼、限期剪辫、劝禁缠足、改革礼仪、树立新风等各个方面。同时，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以风俗改良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应时而出，它们的宣传与政府的政策遥相呼应。一时间，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除旧布新的潮流，社会面貌和风俗习惯大为改观。三、变迁之催化— — 商业发展的趋利性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重商”政策开始推行，于是，许多人弃农经商，甚至出现了全国经商之势，世人重商一度成为领导潮流的时尚。“重义轻利”的古训被人们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对“唯利是图”的追求；诚实守信的经商之道也逐渐褪色，讲排场，比豪华和及时行乐成为一时的风气。社会上攀比现象日益严重，这种社会风气使很多人开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社会风俗的变迁．。四、变迁之前奏— — 思想的革新性l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30年间，是中国的思想界之大革命阶段。西方先进国家的入侵，先进文明的进入，“进化论”的引进，无不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思想界之“催化剂”。数次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锻炼，戊戌变法的教训，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型的知识群体。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新的生活观念。这种新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嬗变的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础；在资产阶级的这些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浸润下，一种崭新的社会风俗开始出现。五、变迁之诱发— — 传教士的引导性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从此以后，中国的思想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于是，教会和教堂不仅成为他们宣传宗教的圣地，也成为他们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殿堂。他们往往通过出版书刊、开办学堂、育婴堂、孤儿院、救济院和鸦片吸食者收容所等机构，来引导人们反对迷信、宣传科学，并对各种陋习加以批评，鼓励人们劝戒鸦片、提倡天足，并反对纳妾。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变迁的特点社会习俗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与政治、经济并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反映了同一时代社会的共同特点，同时，它又呈现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自有的特点。一、与古代社会习俗的变迁相比，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具有急剧性社会习俗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发出新的气息，但其力量之微薄，变化之微弱，速度之缓慢，与近代社会习俗的嬗变的急剧性相比显得苍白无力。从l 9世纪6O年代开始，对于社会习俗改良的宣传和行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初端，维新改良的深入，最终达到辛亥革命的高潮；在这短短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中，虽然有社会的动荡不安，政府的更迭交替，但这一潮流却不断发展壮大，并席卷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这次潮流波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对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改良，更包括对人们精神生活方面的解放，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举止言谈、礼仪交往、人情事故等诸多方面。二、与当时的政治变革相比，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具有滞后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动。在社会生活中，新旧力量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各自扮演着历史赋予他们的角色。在各种力量的互动中，社会生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社会习俗的嬗变也反映了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烙上了过渡性的色彩。然而，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虽然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社会习俗嬗变的事实并不是很乐观。它只局限于城市和上层社会，广大民众中尚未取得明显的变化。三、在西俗东渐的过程中，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具有附庸性中国社会习俗是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发生嬗变的。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嬗变将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的色彩，具有附庸西方文化的鲜明特征。当然，对于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嬗变的附庸性，应首肯定其进步性。四、从传播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具有不平衡性社会习俗在其发生嬗变的过程中，由于各地政治言论的不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迥异，文化意识的差别，不同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它具有不平衡性。首先，在东南沿海地区、通商口岸和开放城市，由于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较多，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这使得人们比较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同时，在城乡和偏远的山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及东北等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地势较偏，先进的思想和言论很难到达这些地区，而且这里的人们受地域和传统的影响，很难改变他们的顽固思想。其次，接受这一嬗变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革命党人和社会的开明上层人物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使他们在接受这一新事物的过程中具有了“天然的偏向”，而对于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能接触到并接受这些新事物就显得难乎其难了。总之，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顺乎历史发展规律，这是当时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其间既有政治的导向作用，也有商业发展的催化作用；既有思想革新的启动，又有外国传教士的诱发。但是，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在其变迁的过程中，因其保守的历史继承性。再加之保守势力的阻挠，其嬗变虽呈剧变之态，却终未成破竹之势。所以，民国虽已成立，然而，民风朴素、泥守旧制的状态与以前相比并未有很大改观。这一切注定中国社会习俗的近代化还要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