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老师是谁
商鞅画像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汉族，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受到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但最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法。 [编辑本段]商鞅简介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嘱托不以为然，也就没有照做了。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赞许，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卫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秦国公族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编辑本段]商鞅变法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杨宽《战国史》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 “《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据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卫鞅为左庶长。但是《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据此则下令变法，应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卫鞅任左庶长之后。两说相较，当以后说为是。《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韩非子和氏篇》又说：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王先谦《集解》认为‘八’上脱‘十’字，是对的。从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以后，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来计，正是18年。”据此，商鞅第一次变法应在公元前356年。 公元前340年，卫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国，魏将公子昂原是卫鞅在魏国时的朋友，卫鞅就请公子昂和谈，公子昂及友情毫不怀疑，结果卫鞅在会谈后生擒魏将公子昂，趁机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15个邑，号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赢驷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举兵抵抗，结果失败战亡，而后被下令车裂其尸。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起来。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 二、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栎阳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十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编辑本段]商鞅变法试民 商鞅是卫国人，姬姓，卫氏，名鞅，华夏族。他见卫国势弱，就到魏国，求事于魏相国公叔痤，公叔痤见他是个贤才，推举他为中庶子，一有大事，痤总要与商鞅一起谋划，并总是成功，痤很器重他，欲引荐他做更大的官。只可惜痤不久得了重病，但痤还是告诉魏惠王“卫鞅虽然年轻，但他是当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国，比我强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杀了，以免后患。”。公叔痤又对商鞅说“我先公后私，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赶快逃走，我已建议杀你”，商鞅想：既然魏王不听痤的话用我，那他也不会听他的话杀我的。他于是不走。果然，惠王认为商鞅没什么作为，这是公叔痤病重，在说糊涂话，因而，没有用他，也没有杀他。 商鞅听说秦孝公四下招贤，于是来到秦国，求见秦孝公。孝公见商鞅高谈阔论、泛泛而语、不着边际，听了一会儿就睡觉了，一连三次如此。商鞅没有气馁，最后以“伯术”为题展开话题，却正中孝公下怀，两人交谈三日三夜，孝公不觉过瘾。孝公大喜，封他为左庶长。于是，商鞅果断颁布变法之道。他想测试一下民众对变法的态度，更为了取信于民，以便新法能顺利地贯彻、实施下去。 商鞅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在闹市中，下令说：“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去，就奖赏十金”，老百姓纷纷来看，但都抱怀疑的态度，无人去搬；商鞅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大家更加猜疑：秦国可是从来没有出这么重的奖赏的。有一人不信邪，心想：虽然没有这么多的奖金，但总有一些吧。他扛起木头，搬到北门，跟随的观众很多。商鞅如数地兑现了奖金，大家这才相信：商鞅出令必行！ 第二天，商鞅颁布新法，并使新法顺利地实施了下去。秦国大治，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得到飞速发展。但是，由于新法侵害了王亲贵族等统治阶层的切身利益，同时，商鞅在执行变法中过于严酷，当孝公去世、惠文公即位时，商鞅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实为可歌可泣、可悲可叹。 [编辑本段]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一、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为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商鞅变法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 三、商鞅确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正确的变法指导思想，改革态度坚决，取信于民。 四、商鞅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同旧势力坚决斗争。 [编辑本段]商鞅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变法，主要有下列几点： 1．颁布法律，制定什伍连坐制度，轻罪用重刑。将李悝《法经》颁布实行，增加了连坐法。就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不告发的腰斩。一家藏“奸”，什、伍同罪连坐。客舍收留无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2．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秦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从低到高]：1公士 2上造 3簪袅 4不更 5大夫 6官大夫 7公大夫 8公乘 9五大夫 10左庶长 11右庶长 12左更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 16大上造 17驷车 18大庶长 19关内候 20彻候 。各级爵位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服劳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越大。宗室、贵戚凡是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特权。爵位高的还可以“税邑三百家”，也可以用爵抵罪或赎罪。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意思是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的生产事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从事工商业和因不事生产而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隶）。 4、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5、改法为律。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 6、轻罪重罚，强化法律意识，不赦不宥。主张凡是有罪者皆应受罚。 7、鼓励告奸 8、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特权。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 9、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 10，统一度量衡。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变法，主要有下列两点： 1．“开阡陌封疆”。破除过去每一亩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顷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来的“百步为亩”，开拓为240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国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2．普遍推行县制。把秦国划为41个县，在未设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共新建31县。设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免。 [编辑本段]商鞅的历史评价 由于独尊儒术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蔑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后人又说：“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编辑本段]商鞅广场 商洛古称商，乃商鞅封地也。商鞅广场位于商洛市市区西大门，是商洛市丹江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重要组成部分，上接仙鹅湖观光度假区，下启丹江生态文化旅游长廊，广场以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改革家商鞅雕塑为主题，是集休闲、娱乐、集会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文化广场，扮靓了商洛市的西大门。 商鞅广场之商鞅雕塑 广场栽植大小乔木、灌木4万余株，主要植物包括百年银杏、香樟、广玉兰、合欢、国槐、鸾树、紫薇、紫荆、石楠、碧桃、樱花等30余种名贵苗木，特别是来自商洛六县一区的十四棵景观大树，凸现了商洛生态园林城市的地域特色，同时还绿化绿地草坪1.2万平方米。景观工程以商洛曾为改革家商鞅封地的历史题材为主题，建设商鞅雕像、商君功德柱及先秦文化元素的地景浮雕、小品等，以弘扬商鞅变法、发奋图强的人文精神，打造了商洛市的城市文化品格。 [编辑本段]变法结果 商鞅虽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新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是秦惠文王不废新法的原因。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不仅推动了秦国社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后世有人说：“百年犹得秦政法。” （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史记·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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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的母亲是朝鲜人还是蒙古人
野史，那时朱元璋还在干革命的路上的，哪找个朝鲜的小妾。
有一种说法是朱棣母亲为蒙古人
朱棣夺位当了皇帝以后，在当时的京城，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修建了一座大报恩寺。这座寺庙大门内有一座正殿，平日大殿的门紧闭，老百姓不能随便进去，所以也都不知道里面到底供奉着什么。在朱棣当了皇帝以后明朝的二百多年间，外人从来没有人知晓。
直到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它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这座大殿被人打开来一看，原来里面供奉的是碽 氏的牌位。朱棣修大报恩寺，原来是想报生母碽氏的生育之恩。
关于碽妃是成祖朱棣之母，因为朱棣篡权而大量篡改正史，但是这个事实却记于主管礼仪的机构太常寺的《南京太常寺志》，后书遗失，却在后来的《国史异考》、《三垣笔记》中所提及。陵神位的摆布为左一位李淑妃，生太子朱标、秦王、晋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朱棣。古代神位的摆放是严格按照身份来的，而《三垣笔记》更是指出，钱谦益（明末大学问家，后投降清朝）曾于1645年元旦拜谒明孝陵，发现孝陵神位的摆布正如《南京太常寺志》中的记载，碽妃的灵位在右第一位，足见其身份之高。
朱棣如此避讳自己生母的真实身份，除了他想冒充马皇后之子，以正皇位，还有一点就是生母出生卑微，很可能是异族人，但不可能是朝鲜人，朱希祖在其《明成祖生母记疑辩》中说道：“若高丽果有过碽氏为太祖妃或成祖母，则高丽史亦必大书特书，载其家世，如元顺帝皇后奇氏矣。且明太祖妃韩氏、明成祖权妃、任顺妃、李昭仪、吕婕妤、崔美人皆能详其家世，独碽妃则高丽及朝鲜史皆无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