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的知名著作有哪些
代表作品 《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等司马相如 （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汉族，蜀郡成都人，祖籍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侨居蓬州（今四川蓬安）西汉辞赋家，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有明显的道家思想与神仙色彩。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工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成就贡献辞赋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 《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 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司马相如还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是有益的和必要的。由于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司马相如的辞赋呈现出了斑斓多姿的艺术风貌,从而获得了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两汉赋作家中,以司马相如成就最高,其大赋甚至成为汉大赋创作的范式,故研究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特点,对研究汉赋乃至整个汉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散文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虽然有部分著作在历史上起了一些消极作用。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 文学影响《子虚赋》，《上林赋》，《司马相如上书谏猎》，《长门赋》，《凤求凰》是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古琴曲，演义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以“凤求凰”为通体比兴，不仅包含了热烈的求偶，而且也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理想的非凡，旨趣的高尚，知音的默契等丰富的意蕴。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 历史评价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他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同时，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被称之为“安边功臣”，名垂青史。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远在公元前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闻名中外。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他是汉赋的奠基人，扬雄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司马相如的代表作有哪些？
有《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等。1、《子虚赋》《子虚赋》是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早期游梁时所作，有着浓厚的黄老道家色彩。《子虚赋》作于司马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时在汉景帝年间，其主题是以这一时期以虚静为君的道家思想为指向的，但是景帝不好辞赋并没有得到景帝的赏识。却为后来的汉武帝所赏识。此赋写楚国之子虚先生出使齐国，子虚向乌有先生讲述随齐王出猎，齐王问及楚国，极力铺排楚国之广大丰饶，以至云梦不过是其后花园之小小一角。乌有不服，便以齐国之大海名山、异方殊类，傲视子虚。其主要意义是通过这种夸张声势的描写，表现了汉一代王朝的强大声势和雄伟气魄。此赋极铺张扬厉之能事，词藻丰富，描写工丽，散韵相间，标志着汉大赋的完全成熟。它与《上林赋》构成姊妹篇，都是汉代汉族文学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作品。2、《上林赋》《上林赋》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一篇赋，是《子虚赋》的姊妹篇。此赋先写子虚、乌有二人之论不确来引出天子上林之事。再依次夸饰天子上林苑中的水势、水产、草木、走兽、台观、树木、猿类之胜，然后写天子猎余庆功，最后写天子悔过反思。全赋规模宏大，辞汇丰富，描绘尽致，渲染淋漓。3、《大人赋》《大人赋》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一篇赋。此赋先写“大人”驾云乘龙遨游仙界，然后分东南西北四方写遨游盛况，文末归于超脱有无，暗含对汉武帝好神仙之道的讽谏，同时流露了作者对于自己仕途进退的矛盾之情。全赋想象丰富，文字糜丽，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思想。4、《长门赋》《长门赋》最早见于南朝梁萧统编著的《昭明文选》，据其序言，这是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受汉武帝失宠皇后陈阿娇的百金重托而作的一篇骚体赋。作品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君主许诺朝往而暮来，可是天色将晚，还不见幸临。她独自徘徊，对爱的期盼与失落充满心中。她登上兰台遥望其行踪，唯见浮云四塞，天日窈冥。雷声震响，她以为是君主的车辇，却只见风卷帷幄。此赋以景写情，情景交融，表现陈皇后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情，艺术表现上反复重叠，表达女性感情极其细腻，是一篇优秀的骚体赋。5、《美人赋》《美人赋》是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一篇赋。此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司马相如
李白《上阳台》为谁而作
司马承祯。李白于开元十二年（724年）出蜀游三峡，至江陵遇道士司马承祯，得到司马承祯赞赏。后唐玄宗命司马承祯王屋山建立道观，并题写匾额。而司马承祯不仅道术精深，而且诗、书、画皆有极高造诣，擅长山水画。天宝三年（744年），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王屋山阳台观，并来此寻访司马承祯，待到达阳台观后，方知司马承祯已经仙逝。不见其人，惟睹其画，故有感而书《上阳台帖》。扩展资料：司马承祯介绍：司马承祯（639年-735年），字子微，法号道隐，自号白云子，人称白云先生，河内温县人，今属河南温县。晋宣帝司马懿之弟司马馗的后人。道教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少时笃学好道，无心做官。拜师嵩山道士潘师正，得受上清经法、符箓、导引、服饵等道术，隐居天台山玉霄峰。因个人文学修养极深，司马承祯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称为仙宗十友。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上阳台帖
上阳台帖的内容是什么？大致含义表达了什么？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上阳台帖》为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王屋山阳台宫时所作。李白寻访司马承祯，待到达阳台观后，方知司马承祯已经仙逝，无缘再见。不见其人，惟睹其画，有感而作《上阳台》。在今人的心目中，李白是一位光耀千秋的大诗人，但是在诗人生活的唐代，其诗名肯定没有今天这样大，但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道士。李白不但写有大量崇道诗，还受过道箓，是一个真正的道门之士。《上阳台帖》是唐代诗人、书法家李白于天宝三年（744年）创作的纸本墨迹草书书法作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阳台帖》为李白自书其四言诗，共25字，既概括了王屋山高耸峻拔之势和源远流长之水，亦通过赞颂司马承祯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对其的仰慕之情。全卷苍劲雄浑而又气势飘逸，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法度不拘一格，一如李白豪放、俊逸的诗风。全贴结体亦参差跌宕，顾盼有情，奇趣无穷。《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诗，是李白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亦是国家一级文物中的“国宝”，被称为“一级甲”。
司马懿活到几岁死去的？
1、司马懿73岁去世。
2、人物简介
司马懿（179年－251年9月7日），字仲达，汉族，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人。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西晋王朝的奠基人。
3、人物生平
曾任职过曹魏的大都督、大将军、太尉、太傅。是辅佐了魏国四代的托孤辅政之重臣，后期成为掌控魏国朝政的权臣。善谋奇策，多次征伐有功，其中最显著的功绩是两次率大军成功抗拒诸葛亮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73岁去世，辞郡公和殊礼，葬于首阳山。谥号宣文；其次子司马昭封晋王后，追封司马懿为宣王；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
司马迁生卒？
司马迁这个列入中国历代100名人行列的顶尖史家，居然是一个生卒年不详的人物，这大概和医生医得了别人医不了自己一样的道理，是有点搞笑的味道。如果没有他，基本上我们这些通俗说史者会陷入“瞎子摸象”的境地，至少从上古时代到汉武时期的3000多年历史缺少一种不可替代的经典。换句话说，他也是我们历史作者的“衣食父母”，不写他，当然会说不过去。
其实，作为“历史之父”的司马迁的人生故事也不是太复杂，基本上他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两件事，一件是写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评价很高，直接就是满分的样子；另一件就是他受过奇耻大辱的宫刑，令人难以启齿的痛。要写他也不用费多少口舌。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还真是他本人所表的“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想有一番作为，还真是要历经地狱式苦痛也，正如歌本所唱：“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正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就这么两件令人上心的事，却已经能名留青史。果然如哲人所说，人生不在乎干了多少，而是干得好不好。唐朝诗人张若虚不是凭《春江花月夜》等区区两首诗就能永垂不朽的吗？
司马家族有如此顶尖人物，也算是在百家姓中夺取了熠熠星光，正如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所说：“在复姓之中，历史上最辉煌的莫过于司马家族了。其实不仅仅是复姓，就是在中华所有姓氏家族中，司马家族在古代的繁荣昌盛完全可以名列前几位。……从所出的人物看，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史学家都归于司马姓人。”
这个当然不错，司马迁、司马光都是史学大家，而且两晋时期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也是闻名遐迩、人才济济的政治、军事密集型家族，就不用再展开来谈了。
关于司马迁被阉掉的历史故事，我在前文李陵篇已经写过，在此不再长篇大论。
据说司马迁是古往今来“宫刑人物”的重要代表，也正是变成有苦难言的“刑余之人”之后，改变了人生态度和修史手法，因“意有所郁结”，慷慨悲愤又想不通之后，从“以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迅速转向抨击时政、冷对权贵，发奋立言来对抗命运的不公。
也正是这种思想认识的巨大变化，有效升华了《史记》的思想基础和文学光辉，不再是媚俗、媚上的奉命文章（就算是皇帝也敢骂），所以曾有史学家认为是司马迁的身世遭遇成就了《史记》的历史穿透力，为这部著作增色不少（不然的话可能会言辞不那么犀利，底气不那么饱满），果然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甚至于明代的一些史学家还半开玩笑地说“要成功，先自宫”，颇有金庸笔下练“葵花宝典”的武侠人物的况味，令人忍俊不禁。
凡事有得必有失，尽管一般认为“宫刑成就了司马迁”，但此中甘苦又有谁知？
据说在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后，一直在生死边缘上徘徊，因为史曰“诟莫大于宫刑”，被阉之人绝对是被人看不起的，甚至于是“重为乡党戮笑”，那种巨大的心灵创伤可以让一个人选择轻生，因为生不如死。这个正如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所说：“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正因为此种奇耻大辱，即使是太史公出狱后被任命为皇帝机要秘书长官的中书令，权倾朝野也不感觉有何荣耀，因为这个职务本身就是宦官担任，即使他过了自己这一关，也过不了传统伦理那一关。
司马迁，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历史悲情人物，只因为多说了几句“公道话”。
总之，我们只能认定遭受酷刑的司马迁是文曲星下凡，他是上天派到凡间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旷世奇书之后，得道成仙。此中怎样的凡间疾苦都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于一个正常的凡人来说，司马迁遭受的磨难又太残酷了点，即使是弱女子受到污辱都殉节以明志，何况司马迁是一个明白事理、顶天立地的正直士大夫。这种污辱先人、无颜见列祖列宗的绝望心情，在其著名的《报任安书》中也有过极淋漓尽致的宣泄。
这人世中最痛苦的十种污辱之最，也就是腐刑，居然就因为自己的多嘴多舌而不幸降临己身，任哪一个有志男儿都会有五雷轰顶的幻灭感。那种彻骨钻心的痛，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不仅是愁肠百结、香汗淋漓、不知所往，甚至于连死的心也有了，这个就不是金大侠笔下的岳不群们为练神功而潇洒挥刀自宫所能比拟的了。
那么，是怎样的强大人生动力，让心性高傲又不惧怕死亡的司马迁苟活下来的呢？这个当然是他肩负的历史使命使然，也就是要完成父辈不曾完成的伟大任务，即完成伟大的史书《史记》是也。
所以，就在司马迁多次午夜梦回想自杀的时候，他便同时拷问自己的灵魂，死是一种很容易的事情，简单得只需一瓢水、一条细白绫，可是就这样屈辱地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轻于鸿毛，与卑微的蝼蚁无异，更加没有意思，因为我们会死很久。何况司马迁父子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皇皇巨著《史记》还没有杀青，就这样两手空空地下去见老父亲，又如何交代得了？同样是一种大不敬。好死不如赖活，等功成名就再死不迟，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普通人”，我是带着上天的使命活在世上的。
这样一想，司马迁的心理平衡多了，也不再在意世俗人和传统伦理如何看待自己，那不是自己的错，要是说谁错了，可能就是天子错了，我没有必要还为此把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于是，司马迁想通以后，心理障碍也就不那么显眼，变得成熟老练多了，不再那么愤世嫉俗，自怨自艾。
这正如写历史大散文的余大师所说：“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司马迁终于在精神世界里艰难地复活过来，一种喷礴而出的创造热情由此“井喷”。
正因为如此成熟的思想，再加上死去活来之后的人生顿悟，那种别样的视死如归让他甚至于有了对皇权的“蔑视”，所以更能无所顾忌地“不媚上”，对专制皇权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反正在世俗人伦中自己已经是被判了死刑的人，还有什么看不开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我手写我口，怎么爽怎么来，所以豁出去了的司马迁也曾无情嘲笑汉武帝的迷信，有历史研究者甚至认为《史记》就是一部赤裸裸的“谤书”，是个人情绪和好恶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宣泄，虽有偏颇，也不无道理。
而且，有人还过高估计了宫刑对《史记》成功的“正能量”作用，至少从总体来说，宫刑对司马迁的修史是有一定的负作用的。因为那种痛不欲生的耻辱几乎就让他放弃了生命，更不用说患得患失的坏心情对创作的强烈干扰。要不是超强的心理素质、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浓烈的功名意识，以及良好的家庭教育、开阔的眼界和对父亲的庄严承诺，估计最后《史记》能否编修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更不用说取得那么伟大的历史成就了。
果然，苦难是人生的老师，是成功的摇篮，只是你必须得先成功地战胜苦难，不然的话，被苦难战胜了吞噬了，那么一切就无从谈起，这也是司马迁忍辱负重的伟大人格的最成功之处。
既然如此，我们接下来就讲司马迁是如何修史的吧。
据说司马迁的修史事业，是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开始的，最重要的是他出身历史世家，司马家族盛产伟大史家那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曾担任史官（先祖司马错、司马靳等还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他的父亲司马谈就先当了汉武帝的太史令，当时非常杰出的历史学者。尽管他的生卒年无从考证，连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无法确定，不过司马家族是典型的史官家族，那是不容置疑的。
正如现代人所说，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司马迁的家学渊源，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那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况他本人又那么勤奋好学，还十分有历史担当，这正是成功的题中应有之义。
司马迁曾有过写意的在乡村渡过的游戏的童年。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从小就受到包括历史课在内的良好家庭教育。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迁到了长安，开始了古书的阅读。
由于家学渊源，更由于自娘胎里带出来的对历史的天生喜爱，也决定了司马迁的历史之路会走得很远，虽然之中充满酸甜苦辣和惊心动魄。
在疯狂消化吸收了很多大人的丰富史学知识之后，满腹经纶的小司马也逐渐成长为一个千年不世出的青年才俊。
而从20岁开始，为了搜集更多、更鲜活的史料，也为了跳出史书的局限，开阔视野，不愿读死书的青年司马迁就兴致勃勃又野心爆棚地决定“周游列国”，探幽揽胜。这个在其《太史公自序》中也赫然写道：“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从简洁而有力的文字中，我们也能充分领略到当时的追风少年八千里路云和月观古揽胜，游历祖国大好河山的既辛苦又狂喜的复杂心情，套用现代一句流行语“痛，并快乐着”也非常贴切也。
而且，这个志存高远的传奇史家，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不惜像现代吉普赛女郎三毛一样背井离乡、流浪远方，见到过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们开会的地方，也在充满悲情色彩的汨罗江边凭吊过爱国诗人屈原。到过曲阜观摩孔圣人讲学传道的场所，甚至于专程去了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们讲述大风歌的故事，可谓是一只彻头彻尾采集真实史料的“田边历史蜜蜂”。
这种边走边唱的历史考察风景，本身就充满了历时久远的历史憧憬，我相信此时的很多读史者，也恨不得变成了当时餐风宿露的历史大侠司马迁的一个随从童仆，在江南的烟花三月里共醉，看美女翩然而过的绝美背影，听悠闲老牛风中沉闷地打鸣，窥鸟儿迅速滑过蓝天的翅膀，那是怎样的一种写意青春和人生情怀啊！
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游历得来，正因为二十岁那些年的壮游，为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鲜活史料，摄取了很多颇具生命力的丰富人文养料，也为司马迁成长为一个不朽历史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一道不同常人的历史风景。
这就是行走的力量。
而除了自己必须的人生壮游，后来司马迁还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官，跟随皇帝到各地巡行，同时作为钦差大臣“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足迹几乎踏遍西南夷，眼界当然是相当的开阔，也搜罗各地的很多人文掌故和活的史料，收获良多。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作为当时著名历史学者的司马谈不幸去世，父亲死后三年，司马迁子承父职，任太史令。据说司马谈临终时曾声泪俱下地嘱咐宝贝儿子要继承他的未竟事业，那就是要写一部通史，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原话是：“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这牵涉到了千古流传、催人泪下的一个历史故事，那就是这对历史父子著名的“洛阳相会”。
这个在司马迁《史记》自序里，也有详细记载，原文较长，在此就不引述了。总之，在死别之际，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其儿子语重心长地嘱咐，一定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汇集的史料整理好，不要浪费了他的心血。
那一年，正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浩浩荡荡举行泰山封禅的威风年份，作为史官的司马谈本来也是要跟随天子“出征”，却因为重病在身，只好被恩准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来追随汉武帝，所以在洛阳见到了垂死的父亲一面。当听到司马谈的临终遗嘱时，他也立马发誓道：“我虽不才，但请放一百个心，我决不会让您老人家的心血白费，一定把您已记录编排好的史料，完整地汇编付梓，留诸后人。”
也正是这一诺千金的历史相会，成就了司马迁的千古名著《史记》，不管后来发生了多么惨烈的宫刑事件，也没能动摇他要写出一本不朽历史著作的决心，并由此成了“历史鼻祖”。
这就是司马迁修史的动人故事，此中的忍辱含垢，淡泊明志，不言自明。
而且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造诣精湛的星象学家。
最奇的是，他的星象学独到之处，就是和历史学紧密相连，别人可能把星象学应用于占卜预测人事变异，他却独树一帜把之运用到总结历史规律之中，作为政治借鉴，这不能不说是其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同时在其重要的《天官书》中表露无遗。其总结出的“天运论”，也可谓是古代整个星学历史上的“至高点”。
从此以后，这个集历史学家、文学大师和星象大师于一身的古代牛人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