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牛李党争是怎么回事？？？
牛李党争是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唐朝朝廷的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扎，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称为“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高官争权的现象，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
开端
牛李党争的开始是由进士考试而起。
唐宪宗在位时期，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的耳里。李吉甫见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揭露了他的短处，对他十分不利。于是李吉甫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谁知这件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疾贤妒能。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所以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
斗争
唐穆宗即位后，又举行进士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结果又被告徇私舞弊。在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的证实下，钱徽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于是便恨透了李德裕。牛僧孺当然很同情李宗闵。于是以后牛僧孺、李宗闵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人结成一派，两派明争暗斗的很厉害。到了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走上了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拔成宰相。这样，两人一掌权，就极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贬谪他为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那时候，西川附近一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今四川甘孜州东部）。李德裕大喜，立刻上书朝廷，以为自己立下大功，立刻飞黄腾达。但是宰相牛僧孺却对唐文宗说：“李德裕收复了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那才不上算呢！”牛僧孺还要唐文宗下诏叫李德裕将维州还给吐蕃，李德裕气得要命。后来到了唐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当上了宰相。他极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把牛党的人都贬谪到南方去了。846年，唐宣宗即位后，对武宗时期的旧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把李党的人全部贬谪到朱崖州（今海南）去了。至此，闹了40年的牛李党争终于收场了，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乱得不可收拾了。
领袖
顾名思义，人们通常认为“牛李党争”中的领袖分别为牛僧孺（“牛党”）和李德裕（“李党”）。
然而关于牛僧孺进行党派斗争的事迹在史书上出现得很少，这使得有人怀疑他的党派领袖地位，认为他只是李宗闵拉拢过来打击李德裕的工具。这种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早在穆宗时期，时任宰相的李逢吉就举荐过牛僧孺，被认为是利用牛廉洁正直的名声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增加砝码。后来，牛僧孺不甘同流合污，辞去了宰相的职位。文宗太和四年，入相不久的李宗闵再度举荐牛僧孺时，当然也有可能出于和李逢吉同样的考虑。根据这种观点，李宗闵应被视为“牛党”的领袖，而牛僧孺最多只能算名义上的。
另外一种观点希望扩大两个党派的领袖人选，即将牛僧孺和李宗闵看作是李逢吉的政治继承者，而将李德裕视为裴度的政治继承者。在宪宗时期，两位政坛重量级人物李逢吉和裴度就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裴度被驱逐出京师。如果认可这种观点，牛李党争的展开时期就要提前到李逢吉和裴度的交锋。在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被当作牛党的领袖；相应地，李党的领袖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绅。
唐朝的“牛李党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牛李党争是指唐朝后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这场争斗持续了近四十年，最终以牛党获胜而告终。事件的诱因是李德裕的父亲觉得在牛僧孺、李宗闵考试的试卷中说了自己坏话，遂阻碍了二人的仕途。但这件事导致满堂哗然，朝臣们最后以支持牛僧孺和支持李德裕父亲分为了两派，开始了长期的攻击、倾轧。但“考试事件”充其量只是导火线，之所以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朋党斗争，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政治因素唐朝后期朝廷之上，早已没有了贞观年间的那种政治清明之气，官僚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日益激化，皇权亦逐步丧失权威，所以爆发大规模党争是必然的政治结果；经济因素唐朝极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孕育出了许多财阀、巨贾，当这些人资本累积到一定程度以后，必将势力蔓延至政治领域，所以就会顺理成章地出现各种行贿受贿、结党营私的行为，他们为了利益最大化，必定选择结党抱团；军事因素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严重。这些节度使们除了在地方上拥有极大的行政、军事等权力，他们更渴望将手伸向中央。此时皇帝已经大权旁落，根本无力掌控局面，朝党之上大臣党派林立，节度使们会各自进行选择支持，在他们的支持下，党争愈演愈烈；宦官因素唐朝后期，宦官专权严重，这些宦官的权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官僚。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关系是，既斗争又依附。出于利益需求，双方会选择“和”或“战”，宦官集团犹如一锅热油，直接倒在了党争这把烈火之上；阶级因素牛党代表了进士出身的官僚，属于新兴的地主阶级；李党代表了士族出身的官僚，属于没落的门阀阶级。双方在政见、礼法、门风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为双方日后的决裂埋下了先天性的伏笔。总之，牛李党争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唐朝发展的这个地步，各种矛盾丛生，所以势必会爆发一次大规模的争权夺利的党争，就算没有“牛李党争”，也会有“张王党争”！
牛李党争是怎么回事？
唐朝后期出身魏晋以来崇尚家门礼法的土族和非土族以进士出身崇尚文词诗赋的朝廷大臣间不同社会层次之间因政见不同引起的派系斗争。牛党的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是进士科出身的代表，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是士族的代表，自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结束，前后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历史上称为牛李党争。
唐元和三年（808年）制科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顾忌，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请求重用。宰相李吉甫大为不满，泣诉于宪宗，于是主考官遭贬，牛僧孺等长期充当藩镇幕僚，久不调用。这场科案揭开了牛李两党斗争的序幕。
元和一朝，两党的斗争围绕对藩镇叛乱所持的态度问题展开。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主张武力平叛，另一派以李逢吉为代表，抱着息事宁人的安抚妥协态度。宪宗倚重主战派，所以，李吉甫等人成为扫平节镇的股肱之臣。元和初年，剑南刘辟反，宪宗主张平叛，计未决时，李吉甫密赞其谋并为之献策。吉甫料到镇海节度使李錡必反，向宪宗提议讨伐。平定李錡后，吉甫因功先后被封为赞皇县侯和赵国公。在他为相之时，一年多的时间内将四十八个方镇中的三十六镇调换了藩帅，有效地抑制了藩镇力量的扩展。元和七年（812年）魏博田季安卒，夫人元氏擅立怀谏为节度副大使。淮西节帅吴少阳死后，其子元济请袭父职，对两镇的镇帅自立，李吉甫都坚决反对。与李党对强藩镇所采取的无情打击的明朗态度相反，当裴度讨伐吴元济时，李逢吉就虑其成功而加以阻止，但元和一朝对藩镇的一系列胜利无疑决定了李吉甫，裴度等人的当权。
元和一朝还只是两派斗争的酝酿时期，派系间私利的性质尚不明显，后来成为两党代表人物的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都还在朝外为官，对朝政影响不大。
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缺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撰等及第。段文昌向穆宗上奏言礼部贡举不公，依“关节”录取，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亦称段文昌所言属实。穆宗遣人复试，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为此，钱徽、李宗闵、杨汝士均被贬官，李、杨等大为忿恨。从此，德裕与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交替进退。
对藩镇态度的不同，依然是两党的分歧所在。大和五年（831年）幽州军逐帅李载义，文宗问计，牛僧孺当时为宰相，认为不足为虑，只须安抚，不主张征讨。而李德裕则在会昌年间协助武宗平定了泽潞刘稹，其间审时度势，选用将帅、军中书诏等都取决于他一人。
在对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的问题上，李党力主收复失地，李德裕当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吐蕃的维州副使悉怛谋于大和五年（831年）率众来降，李德裕收复了维州城。牛僧孺身为宰相，出于意气之争，反对收复，德裕被迫放弃维州，悉怛谋等被送还吐蕃后全部被杀。
在对待科举取士的态度上，李党针对“关节”、“温卷”、“呈榜”等流弊提出一些改革科举制的主张。文宗时，李德裕建议，进士应测试论议，不测试诗赋。传说他得到白居易的诗文后都置之不理，家中不存致《文选》，认为是崇尚浮华、不实际，那些善于吟风异月的人并不一定就有济世之才，而从论议中才能发现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和才能。出身士族的郑覃拥护李德裕的主张，他最崇尚儒经，《开成石经》就是经他建议刻成的。李德裕还反对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而自谓“门生”，聚集参谒，以及曲江之宴等。会昌时期，进士及第后的仪注曾一度被李德裕废止，至大中时才恢复。与此相反，牛党则重视科举到把持科举，利用科举进行营私舞弊。杨虞卿把持权柄时，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缺，升沉取舍，出其唇吻。
在吏员设置上，李党主张精减机构，载汰冗官。李吉甫针以元朝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的现象提出“吏员可省者省之”的建议，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并省内外官共计八百余人，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李德裕也使武宗在会昌四年（844年）裁汰了数以千计的官吏，减少了不必要的俸初开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牛党则主张广辟仕途，扩充吏员。在对佛教的态度上，李德裕主张反对佛教和寺院经济，在他秉政时期，促成了武宗的会昌灭佛、牛党的主张则恰好相反。
牛党在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宣宗即位以后进入了全盛时期，大中元年（847年）宣布恢复进士的放榜后的宴集，一反会昌之政。在会昌五年所废的佛寺如僧者能营葺者，任其发展，官府不得禁止。从此，僧尼之弊，又恢复了以前的面貌。李党的人员纷纷遭到斥逐，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后死于贬所。牛党的令狐绹、崔铉相继做宰相，牛僧孺、李宗闵被召还朝，朝廷上形成了牛党专权的形势。至此，牛李两党的斗争才告结束。
牛李党之争概括
牛李党争指唐后期的九世纪，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首的李党，两党之间的恶斗。牛李党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历经三代六帝，持续时间约四十年，最终以牛党获胜结束，恶斗之烈，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牛李党争始末这场斗争开始于唐玄宗时期举行的一场科考，当时举人牛僧孺、李宗闵二人在考卷中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二人有才，就将他们推荐给了唐宪宗，这件事传到宰相李吉甫耳中，认为这二人可能会对自己不利，于是诬告他们与考官有私。宪宗信以为真，便将几位考官降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得到提拔，此事传到朝堂中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纷纷谴责李吉甫嫉妒贤能，皇帝迫于压力只好将其贬为淮南节度使。唐穆宗长庆元年，杨汝士为考官，李宗闵之婿、杨汝士之弟及裴度之子等人及第，段文昌上奏称礼部贡举不公，皇帝彻查发现果然如此，李、杨几人被贬，从此“德裕、宗闵各分党朋”。唐文宗太和六年，京兆尹杜悰向宗闵提议让德裕任御史大夫，愈与其重修旧好，德裕十分高兴，但是宗闵后来又否决了这个方案，使得二人矛盾更大，从此两党交替进退，纷纷排斥对方，最终以李党离开中央，牛党苟延残喘为结局结束了这场延续了四十年的斗争。
唐朝历史中的“牛李党争”，是怎么回事？
【牛李党争】的简单名词解释是：指唐代中后期（即公元9世纪前半期）朝廷里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以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发生的朋党争斗。
这一争斗从唐宪宗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跨度时间将近40年（经历六任皇帝）。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离开中央）而结束。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和朝廷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牛党和李党站在前台争斗，藏在他们背后的却都是各个宦官势力），严重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事情起因：唐宪宗时期，有一批科举考生（以举人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在考卷里批评了当时的朝政。引起当时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反感，于是在皇帝面前告状陷害牛僧孺、李宗闵等人。此事引起朝野哗然，出现一批人支持牛僧孺李宗闵，另外一批人支持宰相李吉甫的局面。最终唐宪宗把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但也没有重用牛僧孺等人。从此这两家就结下了仇恨的种子。
事情发展：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李宗闵（牛僧孺的好友）已经坐到了中书舍人的位置，在一次科举考试中，牛党一派的人多数考上了进士，引起前宰相段文昌揭发，说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当唐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这位李党领袖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元稹、李绅等人时，李德裕当然是表态，考试里面肯定有问题。最终导致原考试无效，而且李宗闵等人也因此丢官罢职。这一下，牛李两家的仇恨再也化解不开了。
从此开始，李德裕一党和牛僧孺李宗闵一党各分战队，更相倾轧（只要一方上台，就极力打压对方。反之亦然），垂四十年（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双方只从各自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再也不顾及国家利益。而且为了争夺权力，还纷纷引入当时的各路宦官势力做后台。从而日益导致朝政败坏。经过了长期内耗，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使得本来就腐朽衰落的唐王朝加速走向了灭亡。
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教育的意义不是为了适应外界，而是为了自己内心的丰富。教育是人类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育本身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 雅斯贝尔斯教育是每个时代亘古不变的文化传播手段，没有教育的国家，缺乏教育的国家就是过家家。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教育就是家庭幸福，稳定安康的前提，没有教育，就好比石缝中的枯草，缺乏养分，难以遍地开花。可见人跟教育之间的关系，好比鱼离不开水，花草离不开土壤，万物离不开阳光。网上前段时间有一个段子：说之所以要多读书、多受教育，就是因为当我们看到一群鸟在湖面飞过的时候，能够吟诵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在那吵吵：我去，全都是鸟！在我们去戈壁旅游、骑着骏马奔腾之时，心里默念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而不是在那喊：哎呀妈呀，都是沙子，快回去吧！这当然是一种调侃，但是不自觉间就道出了教育的核心含义。教育还是应该回到像孔子说的，孟子说的，包括蒙田说的，“教育不是为了适应外界，而是为了自己内心的丰富。”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西塞罗，他说“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能提高个人修为，增加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力，从而认知自己，并不断提高自己。我认为，这是教育赋予重要价值和意义，也是指引我们前行。扩展资料：1、儿童不是尚未长成的大人，儿童期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如果用外部功利目的来规范教育，无视生长本身的价值，一个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否定儿童期的内在价值。这会把儿童看作一个未来的存在，一个尚未长成的大人，在长大成人之前似乎无甚价值。于是教育的目标就变成了使儿童为未来的成人生活做好准备。这种荒谬错误观念由来已久，而且流传极广。长大成人的提法本身就愚蠢透顶，仿佛在长大之前儿童不是人似的！蒙台梭利首先明确地批判这种观念，在确定儿童的人格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儿童教育理论。杜威也指出，儿童期生活有其内在的品质和意义，不可把它当作人生中一个未成熟阶段，只想让它快快地过去。人生的各个阶段皆有其自身不可取代的价值，尤其是儿童期。儿童阶段是身心生长最重要的阶段，也应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教育所能成就的最大功德是给孩子一个幸福而有意义的童年，以此为他们幸福而有意义的一生创造良好的基础。然而，今天的普遍情形是，整个成人世界纷纷把自己渺小的功利目标强加给孩子，驱赶他们到功利战场上拼搏。而实际上，在若干年后的社会中，童年价值被野蛮剥夺的恶果就会以可怕的方式显现出来。2、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这是西塞罗的名言。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教育正在全力做一件事，就是以适应现实为目标塑造学生。人在社会上生活，当然有适应现实的必要，但这不该是教育的主要目的。蒙田说：学习不是为了适应外界，而是为了丰富自己。孔子也主张，学习是为己而非为人的事情。古往今来的哲人都强调，学习是为了发展个人内在的精神能力，从而在外部现实面前获得自由。当然，这只是一种内在自由。但是，正是凭借这种内在自由，这种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那些优秀的灵魂和头脑对于改变人类社会的现实发生了伟大的作用。教育就应该为促进内在自由、产生优秀的灵魂和头脑创造条件。如果只是适应现实，只要把孩子当成动物一样训练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