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中副军长项英是怎么遇害的？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明显地暴露了国民党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不久，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随后，新四军扩编为9万余人。同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陷于孤立。1941年3月，蒋介石被迫“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击退。
项英与皖南事变
1941 年l 月15 日，即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尚未与皖南被围、突围人员取得任何联系，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伤亡、被俘情况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匆匆发出了一个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认为‘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并加以“不服从中央”、“阳奉阴违”、“自寻绝路”等罪名，而且与叛徒张国熹相提并论。从此，项、袁的革命业绩，包括他们对创建和发展新四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被一笔抹煞。但这个决定并不是最后的决定，因为这个文件的最后一条写道：“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可至今已六十多年，经历了十次党的代表大会，均未讨论议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上世纪80 年代初，根据小平同志指示，中美双方达成翻译出版〈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协议后，由我方重新撰写我党我军历史和人物条目。有一天，胡绳同志主持开会讨论编写中的一些问题。姜椿芳、刘尊棋、李琦、廖盖隆等一二十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中央档案馆刚刚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李维民在会上提出，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请示在项英条目中应当如何表述。当时重新评价项英的条件尚不成熟，富有经验的胡绳同志表态说：’ ’既然是简明百科全书，字数不能太长，皖南事变的事就不要写了。”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项英的条目中，没有提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1982 年，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 军事卷，王辅一负责撰写项英条目。对于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表述，经过许多同志集体讨论，1984 年12 月先后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后来，王辅一根据中央和军委审定的项英条目的基本评价，写出42 万字的《 项英传》 ，1995 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8 年5 月13 日，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项英诞辰100 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指出：’ ’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关于如何评价项英和皖南事变的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可是，2003 年8 月在央视一台播出拟新四军》 电视剧，继续沿用片面指责项英的错误观点，在北移的时机、路线等问题上，给人以中央三令五申，叶挺每每提出正确主张，却被项英一一否决的印象，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误导了广大观众。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写此文以正视听。
关于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何时北移，如何北移，选择什么路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虽然中央早有新四军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但由于情况瞬息万变，指示也是不断变化的。仅在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的前两个月内，项英就接到过各种不同的指示。1940 年11 月9 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国民党方面，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第二天，即11 月10 日，毛主席致电叶、项，要叶挺去与顾祝同谈北移问题时，要以要求国民党两个军停止东进，不要进攻皖东，为谈判‘第一位问题”。H 月21 日中央给叶、项指示：’ ’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同日，毛主席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 ’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 … 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 … 我早要北移，但是偏要再拖一两个月。”H 月24 日，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 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希夷（即叶挺）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但11 月30 日，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分析：“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 … 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开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同日，毛、朱致电叶、项：“你们29 日的布置很对。· · … 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 月底移完不算太迟。”12 月3 日，毛主席打电报问项英：’ ’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12 月6 日，中央又确定项英先去重庆，然后和周恩来一起于1941 年1 月巧日前到延安参加“七大”。12 月14 日，中央给叶、项指示：’ ’ （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发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需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晌弹。”12 月18 日中央指示：“项（英）、曾（山）二人暂勿离开军队。’x ’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12 月25 日，毛主席发的通报还认为：’ ’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采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 … 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然而皖南的形势已日趋严重，由于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区之内，叶挺曾多次去见顾祝同、上官云相，商定了军部北移的路线、时间等问题。但顾祝同忽然改变态度，项英急电中央：’ ’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读，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 … 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 … 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中央接到项英电报后，于12 月26 日复电项英等，没有回答项英的请示，只是严厉地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12 月29 日项英又接指示：“ （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项英与叶挺等决定1941 年1 月4 日全部北移，并得到中央的同意，7 日在转移途中遭到8 万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上述经过说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和决策失误的并不止项英一人，把皖南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项英是不公正的。虽然《 新四军》 电视剧在一些具体方面试图从正面塑造项英的形象，但在皖南事变这个关键问题以及进军敌后和部队建设等许多重要问题上歪曲和贬低了项英。电视剧还把事变前从未当过项英随从副官的孙厚忠真名刘厚总）安排在项英身边，并虚构了项英袒护刘厚总的许多情节，目的是说明项英革命警惕性不高，用人不当，自食其果。事实是，皖南事变前，项英身边根本就没有副官，刘厚总是在副官处第三科管木工班和饲养班的副官，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刘厚总偶然遇到项英一行，才和项英一起行动。刘厚总经不起两个多月艰苦环境的考验，起了图财害命之心，于3 月14 日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携款潜逃。其结局也不是被电视剧虚构的余秀英打死，而是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报功，遭到冷遇和长期监禁。
项英是一位革命意志非常坚定的革命家，深受指战员尊敬和爱戴。1930 年12 月底，项英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决定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 年1 月16 日，在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后的第二天，他就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以非凡的革命胆识和勇气，纠正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肃AB 团扩大化的错误，提出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尽管遭到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反对，其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被撤销，但历史证明项英纠正打AB 团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正确的，是长期被埋没的一大历史功绩。1934 年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中央领导人都随主力部队走了，项英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他作为留在苏区的第一把手，和陈毅等同志一起，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7 年12 月13 日，中央政治局在《 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中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项英正直无私，原则性很强。1939 年5 月，他从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扬帆那里了解到蓝萍即江青）在上海时表现不好，在政治上、生活作风上都有问题。项英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反映，并讲到此人不宜做毛主席的夫人。此时江青已与毛泽东结合，项英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会得罪人，但他直言不讳，这种远见卓识和刚正不阿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回答者：我认得你xixi - 探花 十一级 7-14 20:58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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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生平简介？
叶挺于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地区周田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1914年12月，叶挺到湖北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攻读军事知识。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6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参加援闽粤军。同年加入国民党。1919年，经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参议何子渊（何贯中长兄）引荐，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国粤军，任支队副官，并加入中国国民党，走上了追随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道路。1920年，孙中山命令建国粤军攻打桂系军阀莫荣新，黄皮径战役，叶挺一举击溃了四倍于己的敌人，声名大振。后任粤军第1师少校参谋、工兵营营附。1921年，调任孙中山之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他的部队炮轰总统府，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在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粤军）参谋处处长（一说：12师36团团长），旋即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1926年5月，率部北伐，担任先遣队，从肇庆、新会出发，向湖南前线挺进，讨伐吴佩孚。6月5日，独立团经过两天的战斗，击溃投靠吴佩孚的赣、粤部队4个团，攻占湖南攸县城。1927年5月，夏斗寅叛变，袭击武昌。叶挺率部奋勇作战，打垮夏斗寅。1927年8月1日与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叶挺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1928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前往苏联。经香港、马来西亚、日本至苏联。由于先后受到李立三、王明的无端指责而决定退出共产党，加入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陈友仁、宋庆龄发起组织的“第三党”。1928年秋，叶挺到了德国首都柏林。先后流亡德国、法国等地，过了5年时间。以翻译德文文章为生，成为素食主义者。1931年，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叶挺再也不能呆在国外了。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他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也来得太慢。为此，他离开了德国，来到澳门，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1932年到澳门隐居。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1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被授予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入狱五年。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始获自由。1946年4月8日，他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失事，遇难身亡。扩展资料：叶挺生前最后一战-皖南战役：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的“皓电”。“皓电”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种种攻击和诬蔑，并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皓电”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的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出冷静的分析，提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正确方针。要求江北部队暂时免调；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朱、彭、叶、项（即“齐电”），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他又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叶挺
叶挺和项英合作那么不愉快，为什么不换人？
这个问题我以前看过很多资料。新四军是国共合作抗日的产物，原则上应该由国民党提供装备、补给等，国民党派叶挺任军长就是为了压制共产党的势力。叶挺并没有特别地压制共产党，反而越来越反感国民党，被“赤化”了。共产党的政策好，老百姓都拥护共产党，虽然老蒋的补给根本不够，但新四军还是壮大了，这点叶挺很支持项英，二人合作很好。
二人真正的分歧在军事上。叶挺是孙中山北伐成长起来的军官，他的叶挺独立团以敢打硬仗著称，当时叶挺希望新四军像正规军一样跟日军打，战略突破、转移根据地。叶挺知道，新四军在国民党窝里，早晚被吃掉，必须北上跟八路军汇合。
而项英是红军时期的干部，常年在南方地区打游击，总想着跟日军游击、跟国民党游击…还舍不得南方的群众基础。这是两人军事上的矛盾。
叶挺、项英还受到多方的压力。国民党越来越排挤叶挺，而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更加激烈(想一想文革就知道了)。还有什么饶漱石之类的人乱搞。叶挺出走都是被这些乱事气的。中共自己知道干部军事素质低，党内斗争的复杂，但根本无计可施。这些都是长征时期的老毛病。但我们应该看到，新四军还有陈毅、粟裕等优秀将领，还取得了很多战果。
叶挺项英简介
叶 挺，字希夷，出生于广东惠阳县周田村一农民家庭，15岁考入中等蚕校，后考入陆军小学、升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国民党，到粤军一支队任副官、少校参谋，后到孙中山警卫团任营长，1922年6月15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包围了总统府要杀孙中山，他率部接连击溃敌人五次大规模进攻，使孙中山安全转移。1924年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到苏联留学并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处长，后任中共组织的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北伐战争中他率独立团打先锋，在汀四桥、贺胜桥战役中，足智多谋、指挥若定、身先士卒、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接连升为副师长、师长。北伐军在武汉庆功会上，蒋介石亲自给他授勋，并继续提升为第11军副军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指使夏斗寅、杨森部袭击武汉，他临危受命，率部将叛军击溃。8月1日，他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占领南昌城后，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12月11日以起义军总指挥的身份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占领广州城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香港，被中共广东省委作出“留党察看[]”不恰当处分。1928年周恩来、项英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他闻讯赶去，准备在总结南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诉说自己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说他政治动摇，遭到冷漠，他一气之下不告离去，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从此脱党，在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法国巴黎流浪生活。日本侵略东北“九一八”后的第二年，他怀着报国之心回到澳门，开始与有关方面接触，曾以客座参谋身份参加19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李济深等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6年5月在香港见到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共潘汉年，得知王明[]的《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潘希望他利用自己影响对两广及其他反蒋实力派做疏通工作，他即偕同中共华南工委书记宣侠父等到李济深家转达中共这一策略，随即举家迁居上海。1937年9月2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新四军军长。项 英，原名项德龙，出生于湖北武昌一职员家庭，15岁考入武昌纺织厂，成功地领导了一次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而成立工会，1921年底筹备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从此开始了职业工人运动，1922年4月加入共产党，同年7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二大”，8月在郑州被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在三大中心站组建立16个工会，会员发展到2万多人，举行京汉铁路全线大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发展。1923年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使上海的罢工斗争迅速扩大到22个工厂3.5万工人，并乘胜成立了上海纱厂工人总工会，使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上海工人罢工运动为五卅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26年秋，回武汉成立总工会和工人纠察总队，任总队长，率部配合北伐军作战。中共“四大”、“五大”连续当选中央委员，1928年春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6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即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当选国际监察委员，斯大林单独接见了他，并赠送他一支刻有斯大林姓名及日期的甘纳式手枪和钢笔，对他寄于很大希望。扩展资料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酿成皖南事变的悲剧。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项英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有不满。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此产生了。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项英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叶挺
请问 十大元帅十大大将中谁没有亲手杀过人
怀疑妻子出卖瞿秋白，项英一枪毙了她
每读此文都很震惊，仅仅因为怀疑战友被出卖，就可以一枪击毙自己的妻子。是的，那是一个特殊的战争岁月，但是，谁赋予一个人随便决定另一个人生死的权力？
所谓“叛徒”被丈夫项英击毙
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的瞿秋白，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从容就义。
瞿秋白的牺牲在党内引起巨大的悲痛，同时让人们疑惑：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并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是谁出卖了他?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4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敌人包围后，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不存在嫌疑。只有张亮与周月林这两位女同志，她们与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关押。两个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3年后被释放。显而易见，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
不但一般人这样看，就是张亮的丈夫项英，也这样认定，因而在怒不可遏的情况下，一枪击毙了自己的妻子。
这桩杀妻惨祸发生在瞿秋白遇难后的第三年——1938年7月。
这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跋涉，辗转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与丈夫分别3年多的张亮扑向丈夫的怀抱，但项英一把推开了她，语气严厉地说：“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
张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气急之下有些结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我、我……”
怒气填胸的项英，看见张亮这副紧张失措的模样，心头的疑惑似乎得到了证实，他拔出手枪推弹上膛，满身行尘的张亮仰身倒在地上。
项英杀妻一事，当时并未受到追究。张亮就这么惨死在丈夫的枪口下，而且背着“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于世。
叶挺和项英有矛盾?什么矛盾?为什么有
叶挺和项英有主要是生活习惯，军队指挥，军队建设上的矛盾。
在生活中，由于两人不同的出身和经历，必然存在一些不同的作风和习惯。如叶挺经常让他的厨师烹制一些家乡菜，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同志及追随他来新四军的老袍泽们一起聚餐。叶挺还酷爱摄影，闲暇时，常挎上照相机拍摄驻地周围的风光。在国内外人士来访时，他也总爱拍些照片以作纪念。对于叶挺的这些爱好和习惯，项英认为这有悖于他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所以在叶挺那里聚过两次餐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并提醒军部其他人也尽量少去。军部里的人就渐渐和叶挺疏远了。
叶挺是以党外人士身份出任新四军军长的，而当时党在新四军中实行的是党委负责制，各项工作均由党的组织系统贯彻执行。因而，在工作上，叶挺虽身为军长，但由于他不是党员，不能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和阅读党中央的指示电报，就连军长职内的事情，项英也不放手让叶挺去做。
在部队建设方面，叶挺一贯提倡加强我军正规化建设，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却不以为然，他担心叶挺会把我军应该保持的“优良传统”一起反掉了。在战略方针上，叶挺非常赞成党中央决定新四军“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当时，南边是国民党第三战区30万部队的驻地，新四军向南活动，反而会增加同国民党军队的摩擦。向东发展则可直接威胁日伪统治重心。东进之后，再向北发展，将使我苏北、苏南、皖东各部队汇合起来，壮大华中抗日力量。项英却对中央的这一方针犹豫不定，对于叶挺组织部队挺进皖东的各种努力，他表现得忧心忡忡。同时，国民党的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已使叶挺在国共两党之间调解的作用越来越小，他深感有愧初衷，无能为力。
皖南事变与叶项失和有关系？多大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项英一见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周恩来亲赴皖南调解，项、叶矛盾缓和
叶挺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内，职权行使难免受到一些限制。作为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项英无视党中央的重托，始终以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待叶挺，与叶挺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加之叶挺无法出席某些会议和看不到党中央的指示电报，在工作时心情不愉快，甚至产生了想摆脱项英离开新四军的想法。
1938年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叶挺的困难处境，周恩来和叶剑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们当天便向延安发了一个电报，请求中央批准叶挺的建议。
党中央很重视叶挺的意见，很快作了批复，回电表示“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但由于项英对此抱有抵触情绪，新四军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叶挺依然没有发言权。自尊心很强的叶挺感到难于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复电表示挽留：“项英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检查整理新四军工作。”9月，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
在粤期间，叶挺接受执掌广东大权的余汉谋的邀请，准备出任东江游击司令。但对于这一任命，中央认为不妥。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若叶挺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中央通过在粤的廖承志，将这个指示传达给了叶挺。叶挺的出走，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2月，在西安开会的蒋介石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他出走与辞职。这样一位优秀人才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能与你们合作。”国民党当局扬言，将对新四军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
在这种情况下，刚参加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接替王明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原长江局撤销）的周恩来一回到重庆，便发电报请叶挺返渝。鉴于此，叶挺只好回到了重庆。周恩来把党中央希望叶挺留在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再次面告叶挺。叶挺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但仍有与项英难以相处的种种顾虑，不愿再回皖南。他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让他到八路军去直接带兵打仗，如可以，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愿意。
周恩来紧握叶挺的手，内疚地说：“我代表毛泽东同志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给你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真对不起你。”针对叶挺想去八路军的想法，周恩来明确指出，华中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经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职务，不好随意变动。同时告诉叶挺，经过他的建议，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对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针和内部团结方面所犯错误，党中央很重视，正在设法纠正。鉴于项英在六中全会上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态度暧昧，中央对他在会后能否在新四军中贯彻执行会议精神很是担心，故授权周恩来在适当的时候到皖南去一趟，就新四军贯彻六中全会的决议和解决叶、项矛盾等问题，给予指导和推动。
1939年2月，周恩来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为了保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战略方针在新四军中真正得到贯彻，他在军部进行了许多重要活动。由于项英对于党中央早在1938年5月便已决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始终抱着将信将疑、既执行又打折扣的错误态度，而是总想实施他自己的向南发展的想法，因此周恩来此行还负有重申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纠正项英在这方面错误的重要责任。为调解叶、项关系，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意义，就由来已久的叶、项关系问题批评了项英。周恩来专门指出:“中央认为叶挺作为党外人士是暂时的，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周恩来要求项英主动地采取团结叶挺的具体行动，并严肃指出：团结叶挺是新四军内部团结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错误。
对于周恩来这些富于原则性与情感的耐心劝导、批评，项英表示愿意接受。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
高敬亭事件后，党中央极力挽留已提出辞职的叶挺
正当叶、项关系开始缓和时，高敬亭事件发生了。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临危受命，独立领导红军游击队千余人在湖北与河南、安徽边境坚持了极为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队伍。新四军组建时，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高敬亭对敌斗争坚决，作战指挥上有自己的一套，但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养成了谨慎从事和顾虑多疑的性格。新四军实施东进政策之后，高敬亭一直舍不得离开大别山，担心东进后被国民党军队吃掉。
叶挺对此很生气：“高敬亭目无中央，蔑视军部，骚扰友军，太不像话了。”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上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的意见，他提醒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来到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限四支队7天之内开赴皖东指定地区。见军长发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动。翌日，高敬亭带着四支队七团、九团和手枪团开拔。两天后，叶挺接到高敬亭急报，说四支队发生了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投奔桂军李品仙的事变。叶挺立刻飞马赶往出事地点，与邓子恢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高敬亭因病缺席。本来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反杨、曹斗争，但很快大家就联系到了高敬亭的责任问题。对于高敬亭许多人很有意见，只不过平日不敢说，现在见叶挺军长来了，纷纷揭发他。叶挺疾恶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为表象所迷惑。他对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同时致电延安毛泽东和重庆蒋介石，要求严惩高敬亭。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批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叶挺收到蒋介石的批复后，在没有得到延安毛泽东回电的情况下，仓促地将高敬亭处决。
叶挺回到军部，项英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蒋介石的当了。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此时，叶挺才得知中共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己太鲁莽了，但为时已晚。
高敬亭事件后，一度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又出现阴云。项英认为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是自己掌舵，于是又大权独揽。叶挺也感到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
针对着日军是一支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状况，叶挺提倡加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对叶挺这个主张不以为然，担心叶挺反游击习气，会把我军应该永远保持的“优良传统”也一起反掉了。叶挺认为这完全是糊涂观念，因而非常生气。叶挺年初去江北，离开项英，相对独立地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干得比较顺心，解决了江北部队的东进问题。但当他回到云岭汇报工作时，项英却表示并不完全满意。
1939年8月，叶挺再赴重庆，就全军经费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扩充后的编制问题向蒋介石进行交涉。叶挺这次出行，内心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再次要求辞职，离开项英。辞职的原因：在外部是由于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愈来愈紧张，他在两党两军间调解的作用愈来愈小；在内部则是他和项英的关系。高敬亭事件后，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加剧，使他觉得当这个军长，实际上徒有虚名。
10月初，叶挺经桂林飞赴重庆。11月，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提出辞呈。以前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却一反常态，爽快地答应了，还假惺惺地向他征询新的军长人选。叶挺说最好是叶剑英。蒋介石很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叶挺辞职后，蒋介石借机大作文章。他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扬言要另派新人当新四军军长。毛泽东得知叶挺辞职后，当即致电周恩来，指示他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领导问题，要叶挺主动收回辞呈，打消蒋介石重新委派军长的企图。
1940年5月，从苏联疗伤刚刚归来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找到了已返渝的叶挺。周恩来向叶挺指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利用叶挺要求离职这个机会，另派一个所谓“能够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担任新四军军长，借以达到既可从政治上打击共产党，又可为以后进攻新四军作准备的罪恶目的。他们希望叶挺能从他的去职会给新四军和抗战前途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去考虑问题，不计个人处境困难和委屈，与新四军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战到底。叶挺听后很感动，爽快地答应了。
征得中央同意后，周恩来致电项英，要他派一名高级干部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对这个电报，项英比较重视，立即指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执行这个任务，并立即启程赶往重庆。袁国平抵渝后，周恩来对他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出：党中央从组建新四军开始，便要求项英处理好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但项英做得很不好，以致弄得叶挺感到呆不下去了，再三要求辞职。党中央要求项英必须立即改正对待叶挺的错误态度，尊重他的军事首长的地位和职权，避免再发生叶挺出走的事。周恩来还告诉袁国平，如果项英以后继续坚持不改，可以在团级以上干部的范围内，批评他的“左”倾右倾错误。右倾就是害怕国民党，不敢斗争；“左”倾就是排外，关门主义，不团结叶挺。但周恩来这个指示在实际中很难贯彻。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袁国平一个政治部主任怎么能随便批评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
7月底，叶挺回到了皖南。这次叶挺回来之后，项英主动向叶挺表示友好，工作上尽量做到多和叶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关照，隔三差五还到叶挺那里，和他一起吃顿小灶，有时饭后还要下几盘象棋。
叶挺为了顾全大局，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态。经过一番思考，叶挺给自己定下了行动准则：凡属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一定要努力做好；凡属叶、项两人职权范围的事情，自己应该做，但项英不采纳他的意见，或不愿让他多参与的，那就满足项英“大主意由我来拿”的欲望，让他去决定。
项英为了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尊重叶挺地位、职权的指示和表示自己的坦诚，所有电文都送叶挺过目，由两人联合签署，并将自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告诉了叶挺。对于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项英一开始并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殷切关怀，中共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项英由于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与发展，仍然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不少很长的电报，还是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叶挺认为，中共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的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又能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皖南事变前后的叶、项仍是分歧不断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7个师8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围圈，企图歼灭新四军。但项英还没有下定决心按时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顽军围攻，他的思想还在撤和不撤两者之间打圈圈。叶挺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心情极其难过，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1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1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如下分析：“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1940年12月，皖南的形势日趋严峻，项英急电中共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
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个批评深深震动了项英。叶挺作为军长，在新四军收到中共中央严历批评后，感到惭愧，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
随后，项英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电报。电报念完后，项英心情沉重地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叶挺严历地指出：“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项英也感到自己说得不妥：“就按军长说的，挑选决定一条路线。”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在确定突围路线上，叶、项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会议不欢而散。
听到项英死讯后，叶挺称“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
最终的突围路线是按照项英提出的方案走的。由于转移时间和转移路线都是在受到党中央批评之后临时决定的，因而全军的序列编组和政治动员也都显得很乱。这时我皖南部队共有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新四军前进到茂林地区时，已经进入国民党顽军袋形包围圈之内。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顽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终于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得已经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
1941年1月9日，阴雨绵绵。军部到达高坦后，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人听着茂林方向传来密集枪声，感到形势不妙。这时军部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在一起再研究一下行动方案。周子昆即让他去请叶挺军长。叶超来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向正在里边烤火的叶挺汇报了情况。还没等叶超说完项英正在等他去商议，叶挺就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见此情况，叶超不敢回去，就蹲下一起烤火。
这时，项英一行久等不见叶挺，也不见叶超，在雨中听到密集的枪声，错误地以为敌人很快就会逼近，便与一行人爬上北面的山坡。叶超在叶挺那里烤了一会火，对叶挺说到外面看看情况，去回复项英等人。叶超到项英等人原来的地方一看，人都不见了，就回来报告叶挺。叶挺找当时来东南局任副书记才两个月的饶漱石商量。叶、饶马上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
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之后，叶挺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总共有1000余人。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项英、袁国平、周子昆3人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项英与周子昆携带着作为新四军经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他们在一个叫蜜峰洞的山洞中熟睡时，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存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决定还说项英、袁国平“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决定提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中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英、袁国平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已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对探狱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叶挺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出狱后，不幸罹难于“四八”空难。
叶挺如果不死会是十大元帅之一吗？
能。证据是周恩来在授衔时对陈毅说了一句话：“如果希夷不死，你们新四军就有俩个元帅了”其实陈毅封帅也很能说明问题。授衔有一个原则：转入政府工作者不授衔，因此毛、周、邓等均排除在外。但凡事总有例外：如新四军的陈毅，东北抗联的周保中等，均已转入政府工作，如果他们不授衔，那身为中共俩大抗日正规军之一的新四军可就没了元帅，东北抗联也无了将军了。一些文献称历史上评衔委员会初定九元帅名额，对陈毅有些犹豫，只因陈已转入政府工作，据说是周总理亲自打招呼，元帅才定十位。所以，若叶挺活到建国后，其实我很怀疑陈老总还是否会授衔。因为身为新四军军长，元帅必有其一席，叶挺若在，必授元帅。
如果叶挺，左权，杨靖宇，项英没死的话他们在55年应该会授予什么军衔？
（1）左权上将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职位是副参谋长，战争时期参谋长这个职位不是很高，这点在叶帅上就能看出来。还有就是左权在红军时期被扣了右派的帽子一直没有拿掉，如果活到1955年也就是个上将。 说左权是大将？怎么想的，回家看看历史吧，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叶挺，早期很牛的人物，和贺龙平级，伟人说过他是红军第一任总司令。朱老总职位都没有他高。 很不幸的是他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放弃了部队，脱党整整10年。 抗战时期虽然是新四军军长，但是没有党籍。 而且这个军长不是我党要委派的，是我党和国民党周旋后迫不得已的折中结果。 叶挺错杀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竟停。 叶挺只是名义上的军长，实际由项英 指挥。 直到1946年叶挺才恢复党籍。如果叶挺活到1955年 叶挺元帅，大将都是扯淡。 上将有点不匹配，最好的结果就是想傅作义那样到地方工作。
（3）杨靖宇，虽然是抗联第一路军的总司令兼政委，但是人数最多的时候只有2000多人，和关内的一个整编团差不多。 而且抗联41年已经与延安特底断绝联系，实际由苏联指导。 抗联最高的军衔是少将，但是杨靖宇名气已经超过了他的职务，我想1955年受中将可能性大一些。
（4）项英，绝对的地方工作，心眼小，爱多想问题，如果不是他坚决反对叶挺的意见，就不会有皖南事变。
叶挺的英雄事迹有哪些?
一、指挥南昌起义叶挺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叶挺等人将病中的周恩来护送转移到香港，也正是因为如此，周恩来与叶挺也成为了生死相交的好友及兄弟。四个月后，叶挺等人发动了广州起义，并担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只可惜广州起义失败。二、参与抗日战争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入狱五年。叶挺将军严词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婉拒了好友陈诚劝其前往缅甸御敌的请求，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三、被扣押创作《囚歌》1941年，皖南事变中叶挺被国民党扣押。在重庆狱中作《囚歌》：“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这首诗将他的雄心壮志和不屈服的精神描绘的淋漓尽致。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予以抗议。扩展资料：人物经历叶挺（1896年9月10日—1946年4月8日），原名叶为询，字希夷，号西平，广东惠州客家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新四军重要领导者之一，著名军事家。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北伐中被誉为“铁军”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参加广州起义时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中又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他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写出了著名的《囚歌》以明志。抗战胜利后，获救出狱后被中国共产党重新接纳为党员，1946年4月8日与夫人李秀文以及秦邦宪、王若飞等同志在返回延安途中，不幸空难。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叶挺
叶挺英雄事迹
叶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新四军领导人，杰出的军事家。1896年出生于广东归善（今惠阳）一个农民家庭。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参加援闽粤军。1924年被派赴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4军独立团，任团长。从此所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部队。
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部长驱直进，连战皆捷，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所部被称为“叶挺独立团”，为4军赢得“铁军”称号。南昌起义时，他担任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时，担任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
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5月，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在牢房中书写《囚歌》以明志：“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于1946年3月4日获释。5日即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于7日复电，称赞他忠诚地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决定接受他入党。4月8日，由重庆赴延安途中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时年50岁。
新四军中项英是怎么死的？
3月13日，在上面山洞里的，除了项英、周子昆外，还有副官刘厚总，警卫员夏冬青、黄诚。这天白天，周子昆叫黄诚到山头上去陈望、守卫，傍晚回到洞里。夏冬青到下面茅绷弄水洗澡，因下雨雪，被阻在山下。
这一天，李志高带了一些人去侦察情况，购买粮食。还决定第二天(即3月14日)清早由刘厚总、李馅和两人下山去找旌、径、太县委书记洪林联系突围过江的事。
夜晚，洞里点着蜡烛，项英和周子昆在地上划了个棋盘，用小石子作棋子下棋。据黄诚回忆，大约10点多钟，他对项、周说：“天很晚了，首长睡觉吧2”周子昆答：“小黄，你先睡吧，我们等一下就睡。”这天晚上，项英、周于昆的心情比往日轻松，边下棋边谈心，黄诚听到他们说过这样一些话；“找到了地方组织，去江北就快了。”“只要不死，总会突围出去的。”“这次我们吃了很大的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帐算回来。”
山洞里的地势外高内低，里面石壁上不断有水滴下来，地很潮湿，靠洞口则较干燥。黄诚挨着石壁先睡下，过了一会儿，项、周以及刘厚总也都睡下。四个人睡的位置，从里到外，依次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
深夜2、3点钟(即3月14日凌晨)，黄诚睡得正熟，突然被几声沉闷的枪声惊醒。据他回忆，他当时是左侧身睡的，一支快慢机枕在头下。听到枪声后，便伸手去摸快慢扰，突然一道电筒光射在他脸上，他的右臂挨了一抢，紧接着又是一枪，只觉得头“轰”的一下就昏过去了。这一枪打在脖子上部脑壳下，子弹自有至左穿孔。刘厚总以为把三个人都打死了，炒走了他们的武器和经费，急急忙忙下山去了*
在下面茅榴里，李德和听到几声枪声，因山区回声大，弄不清打枪的方向，就问那里枪响?有的说，可能是有人在打野猪。过了一会儿，刘厚总下来了。他穿了一件长袍子，说是要同李德和一道去执行预定的任务，去找洪林。那时天还没有亮，路不好走。两个人定到山下党支部书记家，发现屋子里亮着灯；正退张益平、郑镕胜执行侦察任务回来，路过这里。大家在屋里吸了一会烟。刘厚总、李德和又继续赶路。定到通往铜山的又路上，天快亮了，刘厚总回过头来对李德和说；前面穿蓑衣、戴斗签的，可能是探子。又说，敌人来了，我们赶快跑吧!说着，他就一个劲地往山上跑，李德和在后面没有迫上。李德和看到刘厚总神色不对，怀疑夜里打枪的，可能就是他。李即折回。到了半山上的茅棚里．讲了刘厚总的行踪。谢忠良、李德和、张益平、郑锡胜、夏冬青、刘空等一起上山到了洞里，发现项英、周子昆、黄诚都例在血泊中，在项英胸前还放了现钞100元。周子昆侧身趴倒在地。黄诚血流满身，抚摸他的胸部，发现心脏还在跳动。大家随即把项英、周于昆烈士的遗体连同他们盖的毛毯，埋藏在离心洞约100米处的一个石坝里，用石头盖住。由刘查把黄诚送到当地群众徐老三家养伤、隐蔽。他们几个人立即转移。黄诚伤愈后，一直留在皖南，随同刘奎坚持游击战争，直至全国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