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垣鼓书的介绍
襄垣鼓书是一种山西省的汉族戏曲剧种。起源于山西襄垣，流行于上党地区。又称鼓儿词、襄垣调。相传清代乾隆初年襄垣的盲艺人成立了“三皇会”，借以传授鼓书和算卦，使鼓儿词代代相传，并在曲调上不断有所丰富和改革。早期的演出是以矮木架支书鼓，演唱者操挎板、鼓箭击节，另一人操老胡或二胡伴奏。唱腔只有慢板、快板两种。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襄垣鼓书的演出方式
襄垣鼓书的传统演出方式为：由一人、二人或多人分持鼓、板、 锣、钹和二把、二簧、胡呼、月琴、三弦、八角鼓、二胡、笛子、笙等乐器，自行伴奏，说唱相间表演。其中的演唱，就有独唱、轮唱、对唱、领唱、合唱、伴唱等等丰富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场合与需要，还分别有着坐、站、走等多样的舞台演出动作方式。有些技艺超凡的掌班（掌板的鼓师）艺人，可以一人手脚并用，同时演奏平板鼓、挂板、脚锣、小锣、镗锣、脚梆、木鱼、镲、钹、惊堂木等全套击乐。襄垣鼓书的音乐唱腔独特而丰富。由早期传统的“鼓子词调”和后来形成的“柳调”两个系统融合而成，属于板腔体裁。以至于在艺术的表演和传承方面，两个系统仍各有侧重、各成体系。其音乐唱腔不仅具有快、慢、跺、抢等多样性的唱法，而且有着哭、悲、喜、怒等功能化的唱腔。并有起板、二性板、紧板、慢板、散板等多种板式，和十多种常用的器乐伴奏与闹场曲牌。长期的发展流变中，又逐渐吸收融会了当地的地方小调、道士化缘调、民间叫卖调以及梆子、落子、秧歌等等的唱腔元素，深受当地民众喜爱。
襄垣鼓书的发展完善
清道光年间，襄垣三皇东会艺人史金星吸收揉合了当地的民歌小调和道士的“化缘调”，对鼓儿词的唱腔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咸丰初年，史金星的徒弟路永泉自编中、长篇书目，题材扩大为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为了更好地表现书中的戏剧冲突和刻画人物性格，他开始将地方戏曲上党宫调、落子、襄垣秧歌的掺入鼓书中。之后，盲艺人苗喜来在原唱腔基础上，创造了“悲板”和“抢板”。民国初年，五代传人段明和在原有的紧、慢、悲、抢诸板的基础上，创造出起板、二性、垛板、截板，还将抢板细分为慢抢、紧抢两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襄垣鼓书的板式。其弟子侯义成、董才元等成功地把上党梆子、上党落子、襄垣秧歌完美地揉合到鼓书中，形成了襄垣鼓书中自如夹唱其它剧种板腔的特点。同时，董才元开创了一人操全套打击乐的先例。在鼓儿词发展的同时，另一种以“明眼人”为主的说唱形式也悄然出现。据“柳调”第五代传人宋双环《襄垣“柳调”名艺人师徒排列表》）回忆：清光绪年间，襄垣县善福村秧歌明眼艺人田维，在“鼓儿词”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流行的小调《莺歌柳》，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唱腔，称为“柳调”，上下句反复说唱，开始只持八角鼓伴奏，后加上胡乎。民国初年，“柳调”的伴奏乐器改胡乎为月琴，唱腔上出现了哭板、抢板、紧板。同时，开始与盲人演唱的“鼓儿词”交流融合，“明眼艺人”与盲艺人互相学习，逐步形成了今天的“襄垣鼓书”。此时的鼓书内容既有“神书”、“愿书”，也有民间故事和传说，且篇幅较长，有的可以说十五天至二十天。因盲人的行动不便，故很少有表现战争、打斗场面的书目，多是反映“忠与奸”、“才子与佳人”的主题。说唱形式为：乐队人数增加到五人以上。一人坐于乐队中间操全套打击乐器，文乐伴奏乐器：一人操作二簧（唱秧歌、鼓书）、矩琴（唱梆子）、板胡（唱落子），其余人分别操二把、胡乎、三弦、月琴、二胡、低胡。唱腔有起板、二性、紧板、慢板、垛板、截板、慢抢板、紧抢板、哭板等多种板式；曲牌以鼓儿词基本曲牌为主，夹唱其它剧种曲牌，属板腔综合体；叙事兼抒情且能表现戏剧性冲突，唱多说少。击乐者为主唱，伴奏者按书目中的角色分配，担当一至两个角色，大致分出了生、旦、丑等行当。这一时期，襄垣鼓书的板式与演唱形式基本定型，并开始初步发展。但是盲艺人社会地位仍然十分低下，被称为“下三行”。兴盛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进驻太行山之后，襄垣鼓书开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盲人们摒弃了卜卦、说“神书”，开始以“宣传进步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创作主题，创编新书，在太行山区义演。——这种社会功能的转变，使得襄垣鼓书迅速成为了太行山地区最具影响力、最为流行的说唱曲种之一。同时，襄垣鼓书在创作思路上开始紧跟时代主题，而且这种创作传统被继承下来，直至今天。另一方面，随着政府领导下的专业团体的建立和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民间流散艺人、民间班社也迅速增多，形成了双轨发展的现象。社会功能的转变1.“三皇会”解体与“盲宣队”成立——组织机构的变更据王德昌老师整理的“襄垣鼓书大事年表”载：1938年1月，襄垣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襄垣第一个盲人爱国宣传组，随后太行山地区相继成立了“盲人爱国宣传队”、“太行五县曲艺联合会”等等一批进步的盲人曲艺宣传组织，召集和吸收了大批民间的盲艺人，在太行山区以曲艺形式宣传抗日。此外，太行五县曲艺联合会还召开了三次会议，在会上传达新政策、新指示，并进行新书交流。 1945年秋，襄垣的三皇会解体，成立了“襄垣县盲人爱国宣传队”（以下简称“盲宣队”），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为主，配合形势进行宣传活动。宣传队下设若干小组，每组5—8人，平时只有一组留守曲艺队，其他组按地区分片走村串户进行演出，吃住由当地村长安排在农户家中，年终或有新编书时回到队里集中学习。这个时期，襄垣鼓书在曲调、曲牌、板式结构、创作题材以及学习和借鉴姊妹艺术等方面都得到了高度发展，并且在太行山地区广泛地流传开来，扩大了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襄垣县盲人爱国宣传队继续保留，全体队员都为城镇户口，享受供应。至此，襄垣鼓书开始以政府专业团体的形式，开始了更新更快的发展。2.紧跟时代主题——创作思路的彻底革新1953年7月文艺界开始大整风，盲宣队组织全体成员学习，提出“我们宣传队不搞口是心非，嘴里高唱社会主义，暗地偷搞封建迷信”的口号。从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襄垣鼓书和盲宣队的主要任务，“紧跟时代主题”成为其艺人创作的一种传统。革新与兴盛1.襄垣曲剧——襄垣鼓书的第一次移植1959年初，襄垣县政府鉴于襄垣鼓书一直局限于盲人说唱的范围，对继承与发展这一说唱艺术有很大限制，且很多盲艺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故决定成立襄垣曲艺培训班，招收外形、声音条件好的身理健全的青年男女，聘请当地名艺人、基层音乐工作者等担任教师和指导，开始了襄垣鼓书的移植工作，1960年又成立曲艺团，并欲改名为“襄垣曲剧”。山西省文化厅、山西省曲协将襄垣县曲艺团列入全省重点剧团。然而，随着1962年山西省文艺团体整顿，襄垣县曲艺团解散。曲艺团演员一部分调入县秧歌剧团和曲艺队（曲艺队即“盲宣队”。据曲艺队盲艺人王俊川介绍，“盲宣队”于1957年改名为曲艺宣传队，1962年在曲艺团解散不久，曲艺队也解散了，所有队员包括盲人户口全部迁回农村，由各村公社组织演出。），一部分自谋出路（多改为民间说唱）。襄垣县曲艺团的成立，是对襄垣鼓书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尽管存在时间很短，但却极大地推动了襄垣鼓书的发展。在培训过程中，当地名艺人和基层音乐工作者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唱词、唱腔、音乐过门及表演进行了全面大胆的革新，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襄垣鼓书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据时任曲艺培训班指导的王德昌老师回忆：“当时编演的剧目，很受群众欢迎，几乎是演一个火一个”。尽管曲艺团最后解散了，但从另一发展角度来看：他们充实到农村之后，通过村公社组织演出和搭班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襄垣鼓书的影响，培养了大批观众。同时，他们与当地极少数流散于民间的鼓书艺人搭班演出，相互交流学习，很大地提高襄垣鼓书整体艺术水平。并为襄垣鼓书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曲艺队现状（一）组织机构。仍沿袭建队初的传统，设队长一名，副队长两名，会计一名，宣传队下设若干小组，每组5—8人，平时只有一组留守曲艺队，在城内演出。其他组按实现划分好的地区，分片走村串户进行演出，一年一换。（二）人员流动状况。从业人员与分组数逐年减少，年龄段逐渐增大。受社会尊重程度从时间上来看，曲艺队90年代之前比90年代之后受尊重。从群体来看，老年人比年轻人尊重曲艺队员。原曲艺队业务队长、当地著名老艺人王俊川这样讲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称“宣传队”、“曲艺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大部分人仍这样叫，有些叫“盲人说书的”，还有叫“瞎子们”的；到现在，叫“盲人说书的”，甚至“瞎子们”的，年轻人占多数。20世纪80年代，县委领导对待曲艺队的态度，曾使得使曲艺队状况好转起来。曲艺队员对自身现状的认识1.因为盲人生理上的残疾，所以为了生计只能学说书。同时，盲人们生活要求不高，所以可以长期稳定的在曲艺队带下去，从而使一直能够传承下来。可是现在的人们不只要听书，还要看“说书”，即喜爱看走场说书。2.技术技巧上，经费不足，没法排练，因此人们就更不愿听鼓书了。3.现在的年轻人从小耳朵里没有灌输鼓书音乐，所以有个社会教育环境的问题。4.没有学徒，是由于曲艺队不能给予经济上的保障，同时鼓书艺人也不受尊重，如，李：1994年的时候，曲艺队里还有十几个小姑娘，带着下乡联系演出，干部们有的漫骂、给白眼，我们看不见。可是，小姑娘们看的见，受不了，再说也挣不上几个钱。曲艺队员针对自身状况提出的一些解决办法1.曲艺队一方面由继续保留盲人说唱；另一方面，招收一批明眼人以舞台形式发展襄垣鼓书。——后一点，在襄垣鼓书的发展历史上是尝试过的，且效果甚好。2.将曲艺队员编入国家编制，或者提供办公经费。
襄垣鼓书的传承意义
襄垣鼓书是现存北方鼓书类曲艺中历史较为悠久的曲种之一。不仅保存 了许多宋元“鼓子词”的艺术基因，而且吸收化用了明清以来诸多当地民间相类艺术的诸多元素，说唱方式独特，唱腔曲调丰富，传统书目众多。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和学术价值。长期以来，举凡节日娱乐、婚丧嫁娶、祈福禳灾、兴建迁徙等生活礼仪和民俗活动，都有襄垣鼓书的演出作为重要的仪式和内容。至今在当地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表演不是单纯的艺术和娱乐，而且兼具民俗载体、乡土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多重功能。
襄垣鼓书的历史源流
襄垣鼓书俗称“脚蹬梆”，主要流布于襄垣县及相邻的沁源、武乡、屯留等地，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融会了当地的“柳调”和“鼓儿词”的基础上形成的。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始称为襄垣鼓书。 “鼓儿词”相传直承宋元以来的同名形式而有所发展和变异，“柳调”则兴盛于清雍正年间，相传发源于襄垣县西营镇，最初人称“英哥柳”。光绪年间襄垣县善福乡艺人田维在原有曲调基础上融合了民间妓院柳巷青歌及当地的民歌小调，使“柳调”唱腔更加婉转悦耳，色彩多样，表现力大为丰富，此后人们便改称其为“莺歌柳”，俗称“柳调”。清乾隆初年就有师徒组成的民间演出班社活动。道光年间，艺人史金星在说唱表演中吸收了当地的地方小调、道士的“化缘调”以及民间叫卖调，使鼓子词的唱腔更趋丰富；咸丰初年，史金星的徒弟路永泉在说唱汉族民间故事和神话题材节目的基础上，移植和自编了一些中篇和长篇的连本书，并吸收融会了当地的一些地方戏和落子、秧歌的唱腔，使唱腔音乐更加丰富优美。之后，盲艺人苗喜来在原唱腔唱法的基础上，又创出了“悲板”和“抢板”等功能性唱腔。民国初期，第五代传人段明和在说唱“鼓子词”上狠下功夫，进一步丰富了“鼓儿词”的唱腔音乐，使唱腔的板式更加稳固定型。抗日战争时期，当地的襄垣鼓书艺人自发组成了爱国宣传队，宣传救国。襄垣鼓书是一种以襄垣地区的方音语汇说唱相间的表演，以唱为主的民间鼓书形式。襄垣鼓书通常为多人合作表演，其中作为演出掌板的鼓师手脚并用，一人可操作平板鼓、卦板、木鱼、脚梆、小锣、小镲、镗锣、脚打大锣等全套击乐。其余说唱者根据自身条件及内容情节，分行当进行说唱。或轮递说唱，或一领众和，或二人对唱，或众口齐唱；单人表演则表演者只操月琴自弹自演；两人表演则分持月琴和八角鼓自行伴奏说唱。襄垣鼓书的舞台动作方式通常以坐唱形式为主，也有站唱和走唱的情形。和其他同类鼓书相比，其表演方式尤其是演唱方式更为丰富，几乎囊括了声乐体系中的各种唱法，不仅有独唱、对唱和轮唱，还有领唱、伴唱、齐唱以及抢唱和帮腔等等，非常丰富。
襄垣鼓书的主要结构
襄垣鼓书属板腔综合体结构，板式繁多，曲调优美，内容丰富，既擅 叙事，又擅抒情；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盲人；伴奏时，一人操作全套打击乐器，多人弦乐伴奏。1998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采风”团观看了襄垣鼓书演出后，给予高度评价，著名作曲家生茂先生称其为“中国的摇滚乐”。襄垣鼓书音乐研究专家、1985年《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长治集）编委王德昌老师；襄垣县图书馆长、当地著名秧歌剧演员韩国俊，襄垣县曲艺队现任队长李杞，原曲艺队业务队长、当地著名老艺人王俊川，曲艺队演员、当地著名老艺人贾福明，以及王显平、余焕成、郝水成、曹彦明、张俊华、申素兰、路水清、马兴平、余芳芳等中、青年曲艺队演员。观看演出、录音录像、收集和研读资料、比较研究等工作，以期尽可能客观地展现襄垣鼓书全貌，找出襄垣鼓书衰落的症结，谋求一剂振兴襄垣鼓书（以及有相同境况的民间曲种）的“良方”。
为什么说唱音乐有南词北鼓的说法？
为什么对于说唱音乐素有“南词北鼓”的说法？
“南词”指南方的弹词，“北鼓”即北方的大鼓，二者均由“词话”发展而来。“词话”渊源于唐五代的“词文”，并继承了宋代“说话”的技艺，到元明两代开始兴盛。到明代中叶以后，“词话”演变为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两个分支。弹词长期在江南地区发展，艺术日臻成熟，出现了许多演唱名家，在南方的说唱音乐中具有较大的影响；鼓词主要传播于北方，江南地区也有。南方的鼓词因为方言的关系而局限于某些地区，没有显著的发展。北方的鼓词则因语音接近而易于传播，发展得相当兴盛，形成了数十个曲种，成为北方说唱音乐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曲类。而在“南词北鼓”的数十个曲种中，又以江南的苏州弹词和北方的京音韵大鼓艺术水平发展得最高，最具有代表性。这两个曲种不仅是“南词北鼓”中的佼佼者，而且在全国的说唱音乐曲种中，也是艺术发展最成熟、流派最丰富的代表，由此说来，不论是从“南词北鼓”数十个曲种在我国南、北方所占有的地位来看，还是从苏州弹词和京韵大鼓艺术发展的成熟性来看，都堪称为说唱音乐的代表。
鼓书的简介
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诸省、市的广大城镇与乡村。其表演形式大多为：演员一人自击鼓、板，配以一至数人的乐队伴奏演唱。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这是不可缺的)，另有四胡、琵琶、扬琴等。演员自击的鼓，也称书鼓，其形状为扁圆形，两面蒙皮，置于鼓架上(鼓架依不同曲种有高矮之别)，以鼓箭(竹制)敲击。板有两种，一种由两块木板组成(多以檀木制成)；一种由两块半月形的铜片或钢片组成，俗称“鸳鸯板”。
中国的曲艺有哪些？
相声、评书、评话、京韵大鼓、单弦牌子曲、扬州清曲、东北大鼓、温州大鼓、胶东大鼓、湖北大鼓、山东快书、快板书、锣鼓书、萍乡春锣、四川金钱板、山东琴书、徐州琴书、恩施扬琴、武乡琴书、安徽琴书、贵州琴书、云南扬琴、二人转、十不闲莲花落、宁波走书、凤阳花鼓、车灯。曲艺作为说唱艺术，虽有悠久的历史，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说唱艺术曾归于"宋代百戏"中，在瓦舍、勾栏(均为宋代民间演伎场地)表演;到了近代，则归于"什样杂耍"中，大多在诸如北京的天桥、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徐家汇、天津的"三不管"、开封的相国寺等民间娱乐场地进行表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给已经发展成熟的众多说唱艺术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名称，统称为"曲艺"，并进入剧场进行表演。曲艺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古代，中国民间的说故事、讲笑话，宫廷中俳优(专为供奉宫廷演出的民间艺术能手)的弹唱歌舞、滑稽表演，都含有曲艺的艺术因素。到了唐代，讲说市人小说和向俗众宣讲佛经故事的俗讲的出现，大曲和民间曲调的流行，使说话伎艺、歌唱伎艺兴盛起来，自此，曲艺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形成。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说唱表演有了专门的场所，也有了职业艺人，说话伎艺，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等演唱形式极其昌盛，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都对此作了详细记载。明清两代及至民国初年，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城市数量猛增，大大促进了说唱艺术的发展，即一方面是城市周边地带赋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说唱纷纷流向城市，它们在演出实践中日臻成熟，如道情、莲花落、凤阳花鼓、霸王鞭等;一方面一些老曲种在流布过程中，结合各地地域和方言的特点发生着变化，如散韵相间的元、明词话逐渐演变为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这一时期新的曲艺品种，新的曲目不断涌现，不少曲种已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曲艺品种，大多为清代至民初曲种的流传。
中国的曲艺是什么？
曲艺又叫说唱艺术，是以民间讲唱文学为基础的，讲唱文学、音乐、表演三者相综合的中国传统艺术。分类：1、牌子曲类以曲牌为基本音乐材料，或单支曲牌反复演唱、或多个曲牌联缀而成，用以说唱故事的曲种。2、弹词类主要流傅于我国南方。演唱者兼奏小三弦或琵琶等乐器，自弹自唱。是明清以来发展颇盛的曲种。3、鼓曲类又称鼓词或大鼓书。主要流传于我国北方，一些南方省市也有流传。鼓曲类曲种历史悠久，与宋代的"鼓子词"有一定的渊源关系。4、琴书类以扬(洋)琴为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5、道情类因源于道歌(即道士说唱道情故事)而得名。起源可追溯到唐代《九真》、《承天》等道曲；又因多采用渔鼓、简板为伴奏乐器，故亦叫渔鼓、竹琴或道情渔鼓。扩展资料艺术讲唱分类：从形式上分来看，讲唱文学可以大别分为三类：一类是单纯的文，只唱不说，如竹板书和快书。一类完全用散文，只说不唱，如评书。一类是韵文和散文相间使用，有说有唱，如大鼓词、牌子曲、弹词和宝卷。根据历史发展脉络来谈，韵散相间体是主流，这可以向上推到唐五代间的变文、两宋的话本和金元二代的诸宫调。单纯散体和单纯韵体是从韵散相兼体派生出去的，这大概在明代表现得最为清楚，到了清代便都繁荣滋长，蔚为大观。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曲艺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