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铁厂是民用工业吗
是。汉阳铁厂是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汉阳铁厂1890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在湖北龟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4个小厂。
汉阳铁厂入选国家第一批工业遗产。
2017年12月，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拟认定名单结束公示，湖北省两处入选，分别是汉冶萍公司-大冶铁厂和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建成于1894年，后亦为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曾出口日本、美国、东南亚和南美等地。1952年，在其原址建起汉阳钢厂，并设有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遗产项目位于武汉市汉阳区。
核心物项包括：汉阳铁厂造钢轨（民国三年）、汉阳铁厂铸铁纪念碑（1894年）、汉阳铁厂造砖瓦、卢森堡赠送相关资料、转炉车间、电炉分厂冶炼车间、电炉分厂维修、备品间、水塔、钢梁桁架、铁路和机车、烟囱3处及管道设施。
汉阳铁厂是谁创立的
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创办的钢铁企业。1890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在湖北龟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投产。因计划不周，所购设备不适于炼制大冶铁矿提供的含磷较高的矿砂，所炼钢料不符合铁路钢轨的要求，钢铁生产陷入困境。1896年4月该厂改为官督商办企业，1904年又以大冶矿山作抵，向日本资本借贷。抗日战争时期 ，汉阳铁厂部分冶炼设备内迁重庆，其余被日军侵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作为敌伪产业清理结束。作用：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自强、求富”，在武汉大力推行兴实业、办教育等新政，创办了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汉阳针钉厂、汉阳官砖厂等，在汉阳龟山至赫山临江一带，形成蔚为壮观的十里“制造工业长廊”。现代制造业的兴起，直接成就了张之洞的“湖北新政”。
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的企业地位
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产物，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为民族自强做了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筹建湖北织布局时，引进了先进技术与设备，但却忽视了同时需要精进企业管理。张之洞作为企业的主事人，在人事选用、生产调拨、营销制度上多有阙漏，这种管理不善，出现明显的生产效率低下；中国与西方上层社会在管理意识层面上差距较大，湖北织布局企业管理的实践并不完全乐观，多重主客观因素交织下，创办近代纺织企业却能在摸索中前进，其中进步因素同样宝贵。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它没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还有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扩展资料：洋务运动的创办者自身的封建性和腐朽性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其他的有志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洋务运动是近代教育的开端。要开始洋务运动，兴办洋务就必须要有精通洋务的人才，但是中国传统的科举制教育却远远无法满足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要。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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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期间，张之洞还边了哪些工厂：
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湖北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湖北武昌幼稚园（中国首个幼儿园）、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等。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地位：
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1890年诞生的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百余年后，中国钢产量已居全世界第一，汉阳钢厂在全国钢铁企业中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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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位于现在的哪个城市
汉阳兵工厂的地点在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中段，与武汉钢铁集团汉阳钢厂相邻，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对面。汉阳兵工厂是晚清时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到湖北后主持创办的军工制造企业，原名湖北枪炮厂，于1892年动工，1894年建成，虽然创建时间晚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军工企业，但由于不惜巨资从德国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制造连珠毛瑟枪和克虏伯山炮等成套设备，所生产的汉阳式79步枪（汉阳造）、陆路快炮、过山快炮，均是当时较先进的军事装备，因此，成为晚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军工企业。
汉阳铁厂遗址在现今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现为武汉钢铁集团汉阳钢厂。1890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在湖北龟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4个小厂。创办经费最初定为246万余两 ，1892年清政府增拨42万两，到建成时，实际支出500万两左右。
汉阳铁厂创办于洋务运动时期有什么历史作用有哪些？
汉阳铁厂是洋务运动的产儿，它的身上继承了母体的所有重要基因。离开了洋务运动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我们无法理解汉阳铁厂的生理特征；也只有深入细致地解剖汉阳铁厂这类典型标本，我们才能深入、全面地认识洋务运动，从早期现代化尝试中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慈禧摇摆不定、朝令夕改晚清中国，张之洞创办铁厂是借“铁路大争论”取得胜利之机而获得批准的，它的主导产品只是为铁路提供钢轨，只是铁路的附属物，它的命运与铁路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举办铁路、创办钢铁工业这样的重大决策上，晚清政府先是对要不要建铁路无人主持，然后又在准不准修津通铁路上举棋不定，好容易决定了修芦汉路，不到几个月又幡然变计，急煎煎地要修关东路；一阵子好似要扶植张之洞，转过头来仍旧是倚重李鸿章；既责成张之洞建铁厂造钢轨于前，又同意李鸿章的关东路进口钢轨于后；最后老佛爷六十大寿的庆典要紧，海军、铁路的经费都用于满足那个老女人的穷奢极欲。汉阳铁厂创办的过程，使清政府没有主见，没有施政规划，无力协调地方一致行动，无力调动社会资源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创办钢铁工业这样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从它那里得到有力的支持。洋务运动是封建专制体制下一次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改革，旧的体制必然成为改革难以突破的桎梏。大清国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对于西方事物的容纳是有选择的。在她的心目中，不同的利益圈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利益_，最核心的是她个人控制皇权的绝对权威，然后顺次是皇族的利益、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等等。不能说她完全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但显然是放在较外围的。这种利益层次性的差距，左右着她的决策取舍。她对洋务运动的支持，则以不影响封建王朝的统治为底线。修建铁路的建议一再被搁置，唯恐破坏了固有的社会秩序而引起群体性的骚乱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放下芦汉路先修关东路，与其说是保护国土，勿宁说是守护老祖宗的发祥地。张之洞、李鸿章的某些主张和他们创办的洋务企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慈禧的决策，但他们都不可能触犯慈禧的底线，李鸿章更善于利用慈禧的心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这种以封建统治集团利益为转移的摇摆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朝令夕改，导致了洋务运动整体上的杂乱无序，极大地增加了实施的阻力，限制了引进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度、广度和效果。对于铁厂来说，在施工期间便难以为继，竣工之后又几度断炊，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督抚各行其是、明争暗斗张之洞敢于独立承担创建铁厂的大任，从好处说，是为国为民，勇于担当。从不足处说，是书生意气，缺乏经验，对即将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凭借的是当时的体制下他可以支配的部份财力。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督抚们掌握了地方军、政、人、财的部份实权。清政府允许各省就地筹饷，自行核销，战后形成地方财政，在完成了对中央的解款后，督抚们可以对留存部份自行支配；为了分摊战争赔款和兴办洋务，还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捐税。张之洞主政湖北，利用这些权限使财政收入有了成倍的增长，其中，如新增捐税23种年收入在100万至200万之间，这些都成为了湖北洋务事业的后盾。就汉阳铁厂来说，官办时期的投入，除户部指定的200万两外，张之洞腾挪借垫的官款竟达380多万两，占全部资金的65.5%。为筹集这些资金，张之洞无疑是将湖广总督、甚至是署理两江总督可资利用的财政资源使用到了超越极限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当铁厂竣工后，还须100万的生产流动资金时，便不是湖北一省的机动财力所能承担的，张之洞再也无能无力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往往直接而尖锐地突现在财政上，不幸的是张之洞与翁同_又积怨颇深。翁同掌管户部，在财政支出上，实际执行的是以满足皇族需索为前提、只节流而不开源的方针，除老佛爷外对谁都捂紧钱口袋。他又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洋务，并企图将督抚们的财权收回到中央。当时他反对建铁路，对慈禧、光绪“力言津通未宜开”；另一位户部尚书福锟答应了醇亲王每年拨二百万两修铁路，他“甚不谓然”。本来就对张之洞“糜费”素有成见，加之在广东军费报销上结怨，种种因素汇集的结果，必然是在铁厂经费上一次次地对张之洞痛加驳斥。张在《致砚斋中堂》中一再诉说“无如户部成见已定，不肯发款”，“户部必不发款，至于今日，罗掘已穷，再无生机”，便是指向翁同。更不幸的是张之洞同时又遭遇到另一位首席总督李鸿章。两人之间成见很深，尤其是在中法战争时势如水火。李鸿章与张之洞是洋务运动晚期的两大巨头，同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创者，但在修哪条铁路、如何修铁路上意见完全不同。李一直视张为“大言无实”的书生，不相信他能造出日本还造不出的钢轨。李坚持要修津通路，后来又巧妙地把项目转移到关东路，全力经营着北洋。其中既有对于铁路建设主导权的争夺，又有买轨还是造轨两条路线的分歧，结果便是李牢牢地把持着铁路经费，造轨的汉阳铁厂始终无法染指。内有掌握财权的翁同_，外有把持铁路经费的李鸿章，对于创办钢铁工业这样一件大事，慈禧和光绪从来就没有什么主见，主管其事的海军衙门、户部、李鸿章和张之洞之间从来没有真正达成过共识，于是汉阳铁厂便成了张之洞踽踽独行、不堪重负的苦难的十字架。以光绪中期的财政状况，集全国之力，要把汉阳铁厂办好尚感困难，那里容得如此四分五裂、明争暗斗？仅凭湖北一省之力，焉能成事？中国钢铁工业的创办是由于督抚各行其是；中国的钢铁工业不能集中全国力量兴办，也是由于督抚各行其是。饱受列强挤压、危机重重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或工业化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不幸的是，中国的工业化在它未开始起步之前，便失去了这个自卫的盾牌。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胁迫清政府把进出口海关税则钉死在5%这样世界罕见的极低水平上。结果造成了罕见的奇异现象：进口税率低于出口税率，对外贸易税低于国内贸易税，洋货税负低于土货，洋商税负低于华商。中国的税则反而成为了保护外国商品和外国商人强而有力的武器。中国钢铁工业是在西方列强垄断中国钢铁市场的严峻形势下创办的。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多年，建立了许多兵工厂，却都是无米之炊，作为枪械原料的钢铁却要从国外进口。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从1867年至1894年，进口铁增加了10倍，铁产区的作坊纷纷倒闭，洋铁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全部市场。张之洞在《筹设炼铁厂折》中满怀忧虑地指出，“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整个国家“惟事以银易铁，日引月长，其弊何所底止！”汉阳铁厂的出现和存在，必然改变晚清中国钢铁市场原有的份额和比例，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不可能根本改变市场由列强主宰的基本格局，汉阳铁厂的产品在本国市场上必然要受排挤、打击。初出茅庐的中国近代钢铁工业面对着挟有特权和质量、价格优势的舶来品，要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谈何容易。据代鲁《汉冶萍公司史研究》计算，直至1908-1911年间，中国国内钢铁市场的整体容量约为29万余吨，其中汉阳铁厂年均产量为12万吨，除出口5万余吨，在国内仅销售7万余吨，是每年进口钢铁22万吨的三分之一。汉阳铁厂是为铁路而兴办的，在机械工业等尚很弱小的环境中，钢轨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希望。然而中国铁路这块肥肉，正是列强各国激烈争夺的焦点，既要以贷款取得高额利息，又要以铁路器材赢得高额利润。争夺的结果，在借款修建的铁路中，确知用汉阳铁厂钢轨的仅有保定至汉口、广州至深圳、津浦路北段一部分等少数工程。如孙宝琦所云：“京奉路轨，舍汉厂五十余两之轨而购英商七十余两之轨，殊使华商气短，愈令外人生心。”即使是购用汉轨，也还有许多周折，负责铁厂销售的王勋说：“京汉路购轨，均洋人主政，非我价最廉，无揽得之希望；即便揽得，亦必然多所挑剔，从未享优待权利。”列强中，日本对大冶铁矿、汉阳铁矿的伤害最为严重、致命。汉冶萍是历届日本内阁一贯关注的对象，掠夺大冶矿石、控制汉冶萍是其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工商大臣协调一致的行动，日本的近代钢铁工业赖大冶铁矿石而得以创办和发展。简括地说，自1900年起，通过煤铁互售合同，蓄意长期攫取大冶铁矿的低磷优质矿石，造成汉阳铁厂不得不自用高磷次等矿石；并以贷款为诱饵，逐步实现了对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的长期控制，使之沦为对日提供生铁和矿石的基地。一方面被人釜底抽薪，垄断了它的优质原料，一方面在本国的市场上惨遭围剿，被夺走了绝大部分份额。产销两头遭到如此致命的重创，汉阳铁厂还能有多少生机呢？中国钢铁工业初期的不幸命运，从外部因素来说，是列强用暴力分配世界市场的必然结果。原料供应受限、铁厂先天不足焦炭供应迟迟未能解决，曾被普遍认为是张之洞办铁厂的三大失误之一。实事求是地看，造成汉厂焦炭供应困难的，既有张之洞的失误，又有当时外部条件的制约。张的失误在于未曾勘探铁矿便先购置炼钢设备；煤矿尚未确定便先确定厂址开始施工，违反了钢铁企业的基本建设程序。既暴露了他对此缺乏经验、知识储备不足，更反映了他在忧患意识驱使下轻率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说：“在英国，煤藏丰富，煤的使用在十八世纪末已经是增多了，那里创设的航路网有可能以很少的费用把煤运到各处，全国已经变成一个特别宜于工业生长的享有优惠的世界。”可惜的是，一百年后，在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三、四十年后，这样宜于工业生长的环境仍然遥不可及，他所说的煤藏丰富、普遍开采、运输便利三大要素，在创办汉阳铁厂时都不具备。晚清近代采煤业虽先于钢铁工业开发，但进展缓慢，收效甚微，一支独秀的开平煤矿距大冶铁矿、汉阳铁厂甚远，需从天津经上海再入长江，长途转运，成本大增；且冬季天津封港，无法行船。张之洞一到湖北，便派出大量人员四出勘探煤铁，遇到的仍然是手工开采的土煤窑的汪洋大海。先后用机器开采过几个煤矿，都收效不佳，王三石已得煤不少而突被地下水淹没；马鞍山开采多年，煤质变化难测，最后结果却是“灰多磺重”，不宜炼钢。井下开采本身就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些变故，究竟是外国技术人员判断失误、处理不当，还是矿体本身地质水文情况复杂、难以控制，我们无从分辨。对于当事者张之洞来说，这些变故都不是他可以事先预料的；更不是他能够改变或防止的。即使张之洞再等两三年建厂，这些外部环境也不可能有重大的变化，有些挫折恐怕也难以避免。经过盛宣怀、张之洞两人交替在光绪三年、十六年、二十二年三次沿江勘探，均未发现长江沿岸距离铁矿较近的地区有适宜炼钢的煤炭资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盛宣怀决定开发萍乡煤矿，仍然必须克服相距千里，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的障碍。钢铁工业的原料和产品，两头大进大出，必须靠交通运输提供支撑。而在光绪十五年，黄河以南的大地上，既无铁路，也没有公路，航运落后，无力提供必要的支撑。建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沉重负担便落到了企业的头上。要开矿必先大量投资修路，开平煤矿、利国驿煤矿、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无不遇到这个难题。开平煤矿先修运河，后又修铁路，其中唐胥铁路9.2公里，第二期开平铁路32.2公里。而要把萍乡的煤运到汉阳，先修萍乡到安源的铁路支线7.2公里，1906年铁路修到株州，全长90.5公里，前后7年，耗资200多万两，这就不是一个企业所能承担的了。虽然如此，因粤汉铁路迟迟未能修通，煤焦至株州后仍要用轮船或民船，经湘江、越洞庭、入长江才能到汉阳，仍然增加了铁厂的成本，也影响了煤矿的发展。汉阳铁厂的焦炭供应问题，不单纯是一个主观决策的问题，实质上既受到探矿、开采技术水平的制约，又受到煤、铁资源相距较远的自然条件制约，更受到煤炭工业发展滞后、缺乏配套的交通基础设施等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从深层次上看，后发展国家在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缺乏总体布局，各相关产业、部门不能协调发展、相互配合，仅仅靠钢铁工业孤军奋战，既开发矿藏，又建设铁路，还要争夺市场，四面受敌，必然要陷入难以突围的困境。评判的另一种视角历来批评张之洞办铁厂的另一个失误是铁厂的选址问题。汉阳既不产铁也不出煤，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尺度和视角去评价张之洞的选址。所谓“就铁”或“就煤”，并不是铁厂布局唯我独尊的金科玉律。把铁厂选择在煤矿和铁矿之间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也不是在冶金史上没有先例，同样在冶金学中曾被列为布局法则之一。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从一个企业的决策者来要求张之洞，不是仅仅固守多了一段二百来里水路运输铁矿石而增加了成本这一罪状，换一个角度，从推进地区近代化和城市化的角度来审视，张之洞的功过就可能不一样了。汉口开埠与洋务运动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在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年之后，湖北政坛仍是一片沉寂。苏云峰认为“张之洞抵鄂之年，才是湖北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重要变迁的起点。”我们更具体地说，湖北的工业化是由创办汉阳铁厂启动的，它是关键的一环。张之洞毕竟是湖广总督而不仅仅是汉阳铁厂的总办。他是怀着“经营八表”、“缔造先从江汉起”的宏图来到湖北的。从《勘定炼铁厂基暨开采煤铁事宜折》所强调的汉阳有“六便”来看，铁厂定点是他实现江汉崛起的第一手棋，既考虑铁厂，也考虑枪炮厂、布厂、学堂的需要和发展，还考虑到汉口的城市建设。也就是说，张之洞在考虑铁厂的布局时，是与武汉的工业布局和城市建设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尽管这种考虑此时还不成熟完善，但他的思路、出发点却是明确的，无可置疑的。在张之洞抵鄂之时，汉口、武昌、汉阳是被长江和汉水分割开来的三个城镇，各有统属，分别管理着传统的日常事务；一旦涉及“洋务”，无论是经济、外交、军事、城市建设、社会治安和警察等，都要听命于张之洞。整个晚清时期，在此起主导作用的都是湖广总督官署及其所属司道，武汉三镇实际成了湖广总督直接管辖的不成文的“洋务经济特区”。原来以生产扣布和木排交易著称的汉阳，由于铁厂与枪炮厂联袂到来，带动了一批民营机器制造、修理企业的诞生和发展，俨然成为以冶炼、制造为主的颇具规模的重工业业基地。因为有铁厂存在，汉阳才会受到区域行政中心武昌的特别青睐，才不致被中部崛起的商业金融中心汉口所冷落；因为有铁厂这个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存在，汉阳才进入了国际媒体的视野，对它跟踪报导；因为有铁厂这个中国洋务运动的标志性企业存在，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德国亲王亨利这些重量级的国宾，才会特地绕到汉阳一游。汉阳为武汉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武汉的国际地位。如果没有铁厂，汉阳哪有资格和汉口、武昌鼎足而三？在汉阳崛起的同时，张之洞在武昌先后创办了著名的纺织四局等使武昌成为以纺织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基地；而在汉口这个人口密集的商业都会里，率先创办的主要是一些生产民生日用消费品的民营轻工业企业。到辛亥革命前，三镇工业已有120多家，三镇工业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武汉作为一个地区初步形成了轻重工业协调发展，门类比较齐全，军工、民用，官办、官督商办，民营、外资，结构多元的工业体系，一跃而成为全国最早、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开创了武汉的工业近代化，为武汉的城市近代化奠定了基础。铁厂在汉阳兴建，改变了汉阳地区的经济功能和地位，密切了武汉三镇之间的内在联系，促进了武汉地区整体的近代化和城市化；如果它设在当时还是沿江小镇黄石港当然也有带动作用，但其幅射的范围和能量与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不能相比，是无可置疑的。汉阳铁厂与湖南土铁、芜湖钢等手工作坊毫无血缘联系。这株工业幼苗，并不是在中华传统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培育成长起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西方钢铁工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自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及外部环境。张之洞的悲剧在于，他是在晚清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或微观环境尚未具备或基本不具备的形势下创办铁厂的。虽然张之洞竭尽所能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宏观环境和不可控制的因素是他无力改变的。这增加了这一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悲剧性，也埋伏下近代中国钢铁工业遭受重大挫折和衰败的基因。另一方面，汉阳铁厂又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人类文明，一旦植入旧的社会结构，又必然成为一种催化剂，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映，不可抑制地促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促进地区的近代化和城市化。来源：汉阳铁厂与洋务运动
汉阳铁厂发展的特点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
亲，很高兴为您解答:汉阳铁厂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技术改造。汉阳铁厂影响除了个别年份外，产量逐年增加，质量也有较大提高，产品曾 行销美国、日本，并为国内修建铁路提供了钢轨和零件近6万吨。但汉阳铁厂终因资金不足而产量达不到预定数额，工厂亏损；到1905年亏损额 达200多万两白银。【摘要】
汉阳铁厂发展的特点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提问】
亲，很高兴为您解答:汉阳铁厂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技术改造。汉阳铁厂影响除了个别年份外，产量逐年增加，质量也有较大提高，产品曾 行销美国、日本，并为国内修建铁路提供了钢轨和零件近6万吨。但汉阳铁厂终因资金不足而产量达不到预定数额，工厂亏损；到1905年亏损额 达200多万两白银。【回答】
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诞生于1890年，由晚清名臣张之洞创办，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2018年1月，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回答】
汉阳铁厂创办和发展中呈现了怎样的精神？
汉阳铁厂创办和发展中呈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汉阳铁厂承担了国家重任，坚持自力更生，调整产业结构，迎难而上，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铁路工业的龙头企业。发展中，汉阳铁厂始终坚持了艰苦创业的精神，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为铁路工业技术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汉阳铁厂的精神不仅打下了铁路工业发展的基础，而且对于中国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汉阳铁厂的搬迁历史
最开始在湖北省武汉市。历经了两次大规模的搬迁。第一次因抗日战争迁往重庆大渡口，第二次是因为环保原因和在国家改造老工业基地的大方针下迁往长寿。 历程： 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投产，属于 官办企业 。 1896年4月该厂改为 官督商办企业 。 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盛宣怀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申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经清廷批准后，遂遵照商律股分有限公司条例，在农工商部注册，改官督商办为完全 商办公司 。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汉阳铁厂曾一度停产，民国元年(1912年)即行恢复生产，依然是汉冶萍公司经营。 民国3年(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德、俄等国互相厮杀，无暇东顾，加之钢铁原料价格暴涨，汉冶萍公司出现短暂的“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钢铁价格急剧下跌，汉冶萍公司迅速衰落。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沿海一带相继陷于日寇之手，国民政府准备西迁重庆。1938年2月7日，蒋介石下达手令：“汉阳铁厂应择要迁移，并限三月底迁移完毕为要。” 经多方考察，最终决定利用重庆及周边地区丰厚的煤铁储量与便利的水上运输，在近郊的 大渡口 建设大型钢铁厂，以求战时兵工钢铁材料的自给自足。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该厂更名为“西南工业部第一零一厂”，属于国营企业。它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条钢轨，并为稍后开工建设的成渝铁路提供了全部钢轨，还满足了宝成铁路（宝鸡-成都）等国内多条铁路的新建、改建需要。 1955年，一零一厂更名为重庆钢铁公司，从那时算起，重钢又走过了54个春秋。 2007年，重钢启动环保搬迁工程，搬往长寿化工园区。重钢整体搬迁，是重庆市“十一五”战略规划的十件大事之一，是全市调整产业结构布置的关键性决策之一
汉阳铁厂是民用工业吗
是。汉阳铁厂是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汉阳铁厂1890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在湖北龟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4个小厂。
汉阳铁厂入选国家第一批工业遗产。
2017年12月，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拟认定名单结束公示，湖北省两处入选，分别是汉冶萍公司-大冶铁厂和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建成于1894年，后亦为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曾出口日本、美国、东南亚和南美等地。1952年，在其原址建起汉阳钢厂，并设有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遗产项目位于武汉市汉阳区。
核心物项包括：汉阳铁厂造钢轨（民国三年）、汉阳铁厂铸铁纪念碑（1894年）、汉阳铁厂造砖瓦、卢森堡赠送相关资料、转炉车间、电炉分厂冶炼车间、电炉分厂维修、备品间、水塔、钢梁桁架、铁路和机车、烟囱3处及管道设施。
汉阳铁厂是民用工业吗
是。汉阳铁厂是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汉阳铁厂1890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在湖北龟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4个小厂。 是。汉阳铁厂是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汉阳铁厂1890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在湖北龟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等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等4个小厂。
汉阳铁厂的创建过程是怎样的？
汉阳铁厂，是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建立的，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6个大厂，4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580余万两白银。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汉阳铁厂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3000人，每年出钢7万吨。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谁任湖广总督期间先后创办了自强学堂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创办自强学堂。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自强学堂是武汉大学的前身，于1893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奏请清政府创办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 光绪十九年（1893 年）十一月，张之洞请立自强学堂。他奏称学堂宗旨：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1903年，自强学堂改为方言学堂，校址迁至武昌东厂口正街原农务局旧址。方言学堂学习历史、地理、公法、交涉等课程，分习英、法、德、俄、日语。学制五年。方言学堂后发展成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大学。1928年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是谁任湖广总督期间创办自强学堂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创办自强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提议废止科举，推行学校制，次年，在中国经历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至此由清政府宣布废止。
自强学堂是1893年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奏请清政府创办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真正由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它揭开了近代湖北教育的序幕。1902年改名为方言学堂。后历经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第二中山大学，于1928年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