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麾下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领三十万大军南下进攻云贵地区，意图消灭当地的残元势力，统治云贵。明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在清除了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势力以及镇压了云贵高原的起义后，为了避免这里再次成为中央权力的真空地带，朱元璋决定把足够强大的军队留下，屯兵驻守，威慑四方。来自江西、湖广、江淮和中原的精锐部队便沿着横贯云贵高原的咽喉要道、坝子、重要城镇次第布防，建立卫所，按照明军的编制驻扎下来。这一军事行动被称作“调北征南”。[1]
早期经过调北征南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初一日，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军30万南征云贵。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二十六日，傅友德率军抵达湖广，兵分两路，从东、北两方面进攻云贵。北路由都督郭英、胡海洋、陈桓等率兵5万，由永宁（今四川叙永）趋乌撒（今贵州威宁）。乌撒位于贵州、云南、四川三省交界处，是连通三省的咽喉要道，黔之门户，滇之屏障，地势险恶，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东路由傅友德等亲率大军由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趋贵州，进攻普定（今贵州安顺）、普安（今贵州盘县）。
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十六日，连占普定、普安两地的明军乘大雾进抵曲靖（今属云南）东北之白石江。雾散天晴，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部将达里麻隔江望见明军势众，急遣精兵扼守江岸。傅友德采纳沐英建议，督将士正面佯攻，另遣奇兵暗从下游渡江，绕至梁王军阵后，在山谷间树旗帜、鸣金鼓，守军见势惊乱。沐英乘势率军渡江，大败守军，俘达里麻以下2万余人，大败达里麻所率10余万精兵，占领了曲靖。曲靖为云南东部门户，水陆交通要道，明军占领曲靖，扼住了云南的噤喉。于是分东路军为二，一部由蓝玉、沐英率领，长驱深入云南；一部由傅友德率领，北向乌撒，以策应北路军。
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梁王获悉达里麻失守曲靖，乃逃往晋宁州（今云南晋宁晋城镇）忽纳砦，自缢而死。二十三日，蓝玉、沐英率军进逼昆明（今属云南）板桥镇，元右丞观甫保出降，明朝遂取得对云贵的统治权。二十四日，蓝玉、沐英整军入昆明。随后蓝玉分遣曹震、王弼、金朝兴等率兵2万人，向南攻占临安诸地（今云南建水、石屏、华宁等地）。沐英分兵趋乌撒，接应傅友德。北路军出永宁以后，被元右丞实卜阻于赤水河一带，不得进。等到东路军攻克曲靖，傅友德率军直扑乌撒，击败守军，进占乌撒，实卜撤退，北路军方得进。之后占领七星关，打通了前往毕节（今属贵州）的道路，东川（今云南会泽）、乌蒙（今云南昭通）、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被迫向明军投降，明军设立乌撒卫。昆明、乌撒既占，明军遂移军进攻大理（今属云南）。
洪武十五年（1382年）闰二月，攻占大理，段世就擒。继占鹤庆（今属云南）、丽江（今属云南）等地，至此占领云贵两地。
洪武十五年（1382年）七月，沐英率军返回滇池，和傅友德合兵，分道镇压起义的乌撒、东川、建昌（今四川西昌）、芒部诸部。
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沐英和冯诚合兵防守昆明，镇压了起义的土官杨苴军。
洪武十六年（1383年）三月，朱元璋下诏命傅友德及蓝玉班师，留下沐英统治云南。
洪武十七年（1384年）二月，设立毕节卫。
洪武十七年（1384年）三月，征南将军傅友德、左副将军蓝玉班师回朝。
洪武十七年（1384年），沐英镇压了曲靖土官的起义，并趁机镇压反抗的普定、广南（今属云南）诸部，打通田州（今广西田阳）粮道。
洪武十九年（1386年）九月，沐英上疏朱元璋，请求让军队屯田开耕。朱元璋同意了沐英的建议。
洪武二十年（1387年），沐英镇压浪穹（今云南洱源）土著，并奉诏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垒，留下军队屯田。
洪武二十二年（1388年），沐英镇压麓川国主思伦发的反抗，并会合傅友德镇压了东川土著、越州（今属曲靖）土官阿资及广西阿赤部的起义。
驻屯昔日人烟稀少的贵州山地，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军营。20万人的军队，供养成了大问题。靠赋税？靠征调？都不现实。早在傅友德等率军占领云贵的战争进行当中，就有一位大臣向朱元璋建议说：“备边在足兵，足兵在屯田。”这一建议深受朱元璋赏识。最终，像历史上许多开国之君一样，朱元璋也选择了屯田制——让军人自己养活自己。曾经铿锵作战的汉族将士们开始拿起锄头，开垦田地。几十万明军按三比七的比例，三成军队驻扎城市，七成军队屯耕农村。屯垦的明军一边开荒种地，自足军粮；一边操练军事，以防战乱。从贵州东部的镇远向西到贵阳，一支向西北到毕节、威宁、昭通，另一支继续向西到安顺，到曲靖，过昆明、楚雄直至景东，每六十里到一百里，明军便建立一个屯军寨子，开垦周围的土地。昔日的不毛之地，在这些来自江西、湖广、江淮和中原的汉族农家子弟手里，变成了千里良田。这些屯军寨子是按军队编制分布的，它们是由各个卫所来管理。比如贵阳和盘州之间的屯军寨子就由分布在这两地之间的卫来管理，被称为“上六卫”，分别是：威清卫（今天的贵阳市清镇市）、平坝卫（今天的安顺市平坝区）、普定卫（今天的安顺市西秀区）、安庄卫（今天的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安南卫（今天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和普安卫（今天的六盘水市盘县）。从图上能够清楚地看到它们沿入滇通道依次排列，是明显的军事布防。贵州的这六个卫就是今天贵阳以西六座城市和区的雏形。贵州不少城市也都源于汉族当年的屯军营寨。像今天的毕节市黔西县，就是普定等卫建城之后，明朝政府营建的郭张城。当年的汉族屯军只不过是朱元璋和征南将领手中的棋子，在云贵高原这张偌大的棋盘上，他们根据全局的需要，选择战略要害，轻轻一放，无意间造就了今天的屯堡城镇和村寨。
区别及别称明朝进军贵州后，为了稳定军心、保障固定名额的满员，使汉族将士“有亲属相依之势，有生理相安之心”，不至于逃散、脱籍，帝国法律规定“正军”、“军余”必须携带妻室儿女，无妻室的，政府予以婚配。因此“调北征南”来的汉族人也被称作“军屯”来的。同时，明朝政府推行了“就宽乡”的移民政策，即“鼓励”汉族百姓由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迁移到经济滞后的地区，由人口稠密、土地稀少的地区向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在“鼓励”的同时，也强迫大批内地破产的汉族流民和民众迁往贵州。迁入的汉族平民，按照给予的土地，划分区域管理，称为“民屯”，也被称作“调北填南”。[1]
影响迁入贵州的汉族移民主要来自江西、湖广、江淮和中原一带。如据《安平县（今平坝区）志》记载：明洪武年间，设“平坝卫”，因“地广人稀”，便由湖广的长沙等地，实行“三丁抽一”的办法，迁移到平坝卫。偏僻遥远的贵州迎来了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汉族集团移民。这些汉族移民中，一部分是军屯将士的家眷亲属，一部分是民屯的百姓子弟。除了军屯、民屯，为弥补当地商品物资的不足，大明帝国甚至还征集汉族商人进入贵州经商，有人称其为“商屯”。他们的到来，一方面扩大了屯堡人占有的土地和势力范围，稳定了军心；另一方面，来自内地的先进文化伴随军事上的胜利，一下就冲进了相对落后的贵州，极大地带动了贵州的发展。汉族的比例也在后来逐渐超过少数民族，成为贵州人口的主体。当年明军驻防的地方，被冠以“卫”“所”“屯”“堡”“关”“旗”“哨”一类极富军事色彩的名称，这些军事地名有很多一直沿用到今天。当年军营，就是今日屯堡村寨的最早雏形。
明初，政府只在贵州设立卫所。随着“民屯”的展开，开始设置郡邑，“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对于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来说，朱元璋的“调北征南”只是权宜之计，而“调北填南”才是长久之计，是一种更为深谋远虑的治国安邦的策略。
习惯上，人们把贵州汉族中的“军屯”后裔称为“调北征南”来的，而把“民屯”后裔称为“调北填南”来的。贵州安顺的屯堡人可能就是他们的后裔。六百多年过去了，“军屯”和“民屯”的后裔还有区别吗？
屯堡人告诉了我们一个并不是很准确的办法来区分：凡是叫“屯”的村寨大多是“调北征南”来的汉族军人后代；凡是叫“堡”的村寨大多是“调北填南”来的汉族平民后代。
根据专家的研究，屯堡人的语言也有“屯”与“堡”之别：屯人话音利落，不乏军旅遗风；堡人操“堡子声”，带卷舌音，有平民生活的印记。
乡音难改，六百多年的沧桑岁月里，有多少个夜晚，在屯堡人的火塘边，伴着乡音流淌着的是故乡的小桥流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