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几百年来，虽岁月无情侵蚀、世事变幻莫测，高古楼却一直矗立在人们的心中。高古楼何以受到玉溪父老乡亲世世代代的关注景仰?
撩开历史风烟之迷茫，一个极乡土、极亲切的高古楼就这样立在了记者面前。
滇中古楼见证新兴文化的兴盛
中国古代建筑是与中国悠久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的。高古楼数百年的兴衰，同样见证了一方水土的变迁。高古楼与玉溪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一种情结呢?
据《云南通志》、《滇南志略》、《邑乘》等历史文献记载，玉溪古称新兴州，是“会城(昆明)之屏藩”、“滇中之仓廪”、“滇中货物集散之中枢”,“新兴州城，商贾云集，货物聚散，长盛不衰”。而高古楼所在地北城，元代为新兴州所辖的
普舍县
,是玉溪的北部门户、交通枢纽，又是北部地区经济文化中心。早在唐武德元年(618年),在关索岭关索庙里就设置了邮驿—“关索驿”,成为南来北往的重要驿道。明朝大移民，中原文化在北城播撒下传统文化的种子，从此根深蒂固的中华文明使小镇人开始酝酿小镇文风兴盛之大事。偃武修文是华夏民族永恒的期盼，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是文教昌盛的一大壮举。高古楼同样寄托了北城人对文化兴盛一方的强烈愿望。
明以前新兴州从未出过进士，期待人才辈出的北城乡绅募捐钱财，察看风水，最终在北城中心，坐北朝南，兴建了古楼。登楼使人眼界大开，心旷神怡。当时名曰“高古楼”,意在要有高瞻远瞩的胸襟，志存高远、胸怀古今。虽然今人无法查询到有关最早古楼风貌的相关文字，但就在古楼兴建次年，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北城人陈表即高中进士，成为玉溪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对于玉溪的历史发展有“肇启人文”的促进作用。陈表使玉溪人引以为自豪。
在此说说陈表。玉溪民间确信修建了高古楼，陈表就中了进士。
陈表(1490-1573年)胸怀壮志，学识渊博，曾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后又调任钦差大臣。所到之处，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激浊扬清，为官清廉，不尚繁苛，兴利除弊，被称为“铁面御史”。陈表“代天巡狩”,刚正不阿，后因“忠直见忤”而被罢官，因思念家乡，毅然“自楚归滇”。回到玉溪后，他对高古楼进行修缮管理，创办“草池书院”,亲自讲学。当时玉溪虽有文庙，但未设州学，学生应试要到晋宁、峨山等地。陈表上疏朝廷，申请建学,“州人陈表，成进士，官御史，风气已开，文教日兴，人才渐出，黉序应设”。1567年，朝廷批准了陈表的呈请，新兴州有了自己的州学。陈表生前兴学，倡盛文运，治水有功于百姓，与当时贬谪到云南的著名文学家杨慎结为挚友。陈表与高古楼结下难解的情缘，使高古楼与文庙同成为新兴州文化的象征，百姓心中的圣殿。
在陈表之后，清朝北城人管灏、郭伟、马椿龄等六人相继中进士。新兴州一时名满滇中，高古楼更加闻名遐迩。
聚奎楼—扶元阁—高古楼：文脉延续的见证
历史上高古楼曾名聚奎楼、扶元阁，现在高古楼内塑有“魁星点斗”像，其义不言而喻：祈祷高古楼能为玉溪北城带来文教的兴盛和繁荣。
据古书载,“奎星”是天上28宿之一，最初在汉代《孝经援神契》纬书中有“奎主文章”之说，东汉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划。”由此后世把“奎星”演化成天上文官之首，为主宰文运与文章兴衰之神。后又把“奎”化为“魁”。过去奎星阁内塑有一个鬼形的神像，一脚向后跷起，形如“魁”字的大弯钩；一手捧斗，象征“魁”字中的小斗字；一手执笔如点状，以示点中了中举的士子。这就是传说的“魁星点斗”。科举时代，据说“魁星点斗”为文运兴旺之兆，于是取“魁”字字形的会意，在阁内塑造了这么个似鬼似神的塑像。
以陈表、管灏等为代表的北城进士群，更为高古楼赢得一个耀眼的光环。人们对它更虔诚热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北城作为一个商贸码头，早在明代就有织布、制革等手工业生产。清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大营回族马佑龄以纱换布，创办“兴太和”商店，经营棉纱、土布等。之后，到民国时期，先后有“同兴”、“大道生”织布厂，北城街上有六七家较大的商铺。仅民国32年(1943年),“大道生”就生产70多万匹土布销往云南三迤。故史称“新兴衣被半全滇”。商业的兴盛，使北城名噪滇中一方。之后，随着洋纱洋线、机织的引进，土布逐渐衰落。经济的衰退，生产技术的落后，更激发了人们要培养能人的愿望。明后期，高古楼曾毁于火灾；清道光年间(1833年),高古楼再次遭毁。之后60年间，楼塌无人再修，也无人登榜。光绪19年(1893年),在当地士绅刘亮卿的倡议下，高古楼重建，命名为扶元阁，也称聚奎楼，但都寄托了当地人对人才培养的迫切心情。清末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为玉溪高古楼题写了“扶元阁”,更激励了高古楼文化的发展。
高古楼几次重建，特别是此次原址重建，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产物。一个地方，当地经济的发展，必然催生文化的活跃。文化与经济互融互动，才有了非常典型的区域文化——高古楼文化。有形的高古楼是百姓民众与历代文人建起的楼，无形的高古楼，其实一直就未曾损毁过，一直矗立在玉溪人心中。难怪玉溪人人都会背诵民谣“我家玉溪高古楼，半截矗在天里头。抬头望望高古楼，帽子掉进沟沟头。初一去烧香，十五才下楼。”
高鼓楼
北城作为玉溪开放的北大门，也成为各种新思想及文化交流融通的地方，以开放的意识不断吸纳着外来的先进文化。高古楼建成之后的几百年间，北城逐渐成为滇中文化的重镇。继陈表之后，人才辈出。既有清朝兴建文庙育英才的管灏、闻名中外的伊斯兰经学大师马联元、民国时云南民政长(省长)李鸿祥、民国将军谢汝翼等志士仁人，也有佘永宁、熊介臣、薛国兴等玉溪花灯艺人，以花灯艺术抗日救国，并创新发展了花灯艺术，形成了玉溪新灯。人才与文教的兴盛正是当地百姓最初建高古楼的朴素愿望。人才带来了玉溪的名气，名气带来人气，人气带来财气，财气促进发展。据志书记载，在高古楼附近是北城热闹的商贸街，各地商人在此经贸往来；北城有名的特色小吃散布在城中，民间花灯艺术以高古楼为中心唱灯会。逢年过节，北城是新兴州最繁华和人气最旺的地方。
高古楼新颜：续写滇中时代风采
登楼眺望，北城背靠青龙山，东侧龙马山、西侧卧牛山，昆洛公路与旧时马道的车辙叠压在一起，从城中望南而去，新兴州山川景物一览无余，让人顿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感慨。只遗憾历代登楼览胜、咏诗抒怀者不多。
中国自古就有登楼文化，从王粲的《登楼赋》到王勃的《滕王阁序》、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崔颢的《黄鹤楼》,古人登高怀远，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畅想时空的一种文体。可惜高古楼仅存近人赵藩的《新兴聚奎楼铭有序》、严天骏的《重建扶元阁碑记》等有限的文字。
故而此次高古楼重建，滇中文人齐会北城，挥毫泼墨，以洋洋洒洒的诗赋词联，吟咏古今高古楼之胜况，赞叹滇中经济文化之繁荣景象。征集到诗文联数百篇(幅)。其中不乏张文勋老先生的《玉溪高古楼赋》、张茀先生178字的长联等，这些将同高古楼一道流芳百世。
古人云“人以楼发，楼以人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一旦注入了文化内涵，便可以一举成名。高古楼文化是民族的、大众的、多元的文化，是一种发展着的传统文化。高古楼的重建，体现了这种发展和创新的民族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古楼文化在新时代具有激励进步、鼓舞向前的积极作用，具有文化、经济互融互动的特质，从而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历史发展。
高古楼虽是旧址重建，但其名楼之风不减。同时后人必将续写其时代风采。
高鼓楼
高鼓楼
结构高鼓楼
钢筋混凝土结构，楼三层，高36米。景观玉溪北城社区一望即收。围绕玉溪高鼓楼有数条街道。旁边有农贸市场。商业步行街。
历史素有“冠冕南州”之称的中华名楼“高古楼”建于明代中期1522年，兴建以来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岁月更迭，高古楼数遭天灾人患，历尽人间沧桑，历朝历代屡圮屡修，每次修葺均保持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据查，有记载的修缮达十余次，最近的一次为1948年因楼阁倾斜而大修。至1970年玉溪大地震受损严重，楼基坼裂，楼身腐朽，楼台荒废，摇摇欲坠，文物部门鉴定为危楼。1993年，岌岌可危的高古楼最终被拆除。2005年2月24日，滇中玉溪隆重举行高古楼重修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