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后，加强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在政治、法律、军事、科举等制度方面，唐朝基本上承用隋制而加以改进，比隋朝更加完备，更加周密。唐太宗李世民则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晚年，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争夺帝位，结果都被废掉，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唐朝都城迁至洛阳。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为唐高宗即位后创立盛世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使“贞观之治”出现了危机，李治登基后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荆王李元景及吴王李恪等谋反。事发，房遗爱被杀，李元景、李恪及高阳公主等均赐死，高宗皇位由此得到巩固。[1]
政治李治登基之初，就把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即位之后，重用太宗旧臣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颇有贞观之治之遗风。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
唐高宗的《永徽律》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为后世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参考。651年，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组织把奉敕修订好的律、令、格、式的新版本奏报皇上。651年阴历九月的诏令向全国颁布新法。新法经过全面修订，成为唐代一系列法律当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法律之一，它称为《永徽律令》。第二年，高宗又组织了另一个有几名法律专家在内的组织，以编写一部能用于法制教育的详细的刑法官方注释。这部形式稍作变动而成为流传至今的《唐律疏义》，在永徽四年（653年）九月完成并被送呈皇帝。它经过小的修改后在几个世纪中一直是刑法的权威性的注疏。
经济人口李治统治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360万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年）380万户。
虽然这个时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但李治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调露元年（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贞观十三年（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永徽六年（655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
文化永徽之治
唐高宗李治有一个远比他的前辈伟大的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选用了一大把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而不仅仅是靠世袭的特权选拔。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显庆元年（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李治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永徽二年（651年），隋朝和初唐最高级的秀才考试中断。前此取得秀才功名的人极少。除了太宗时期设立的法律和书法（实际为语言学和古文书学）两科外，显庆元年（656年）又新设一门新的专科数学考试和一所为该科培养考生的专门学校。数学考试与原有的两种考试一样，是专为低级官员和庶民的儿子举办的。但在658年，所有的专科学校和专科考试都停办。龙朔二年（662年）它们又在雇佣其中举者的政府部门的控制下恢复：大理寺管法律学校，太史局管数学学校，秘书省管书法学校。（671年），这几所学校可能又变成了国子监的一部分。
另一个创新在高宗时期虽属罕见，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就是显庆三年（658年）第一次在皇帝本人命令下为特定应试人举行的殿试。在以后各朝，殿试几乎和进士试同样被看重。
国家的首要的官员选举制在高宗时期得到了彻底改造。8世纪盛唐时期实行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高宗时期传下来的。[2]
军事李治登基后，文治武功并举。永徽元年（650年）九月，高侃擒突厥车鼻可汗，平定漠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
永徽二年（651年）正月，在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立为沙钵罗可汗。七月沙钵罗可汗攻入庭州，遣梁建方讨之。永徽三年（652年）正月，牢山之战，唐军大败贺鲁军。吐谷浑、新罗、高句丽、百济并遣使入贡。永徽六年（655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至显庆二年（657年），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次年，石国人擒沙钵罗可汗付唐军。西突厥亡，整个西域属大唐王朝。李治以其地分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永徽六年（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李治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唐军占领百济全境，其国王奔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唐将薛仁贵攻下扶余城（今吉林怀德一带），李勣打下高丽的都城平壤，灭亡高句丽。唐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
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国际威望在永徽时期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唐太宗时期。李治在位34年的时间里，让大唐的疆域达到最大化——1350万平方公里，而保持近1250万平方公里的时间就有32年，直到李治驾崩的时候，这些领土都还在。
外交唐高宗时期，中国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第四位哈里发奥斯曼派出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在永徽二年（651年）向唐王朝贡献方物。[3]
评价后晋刘昫等《旧唐书·本纪第五·高宗下》赞曰：“藉文鸿业，仅保余位。封岱礼天，其德不类。伏戎于寝，构堂终坠。自蕴祸胎，邦家殄瘁。[4]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遗风。”
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
唐高宗外圆内方、胆大心细，凡他要做的事情，无不达成。没有高宗 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 无源之水。无论用“君主无为”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是实际达成的事功来衡 量，他都是一个成功的皇帝。然而，传世史书却多把他描绘成“软弱无能”的人。这是因为他培养的武则天用“武周”取代了“李唐”。由于后世 史家要防范“女皇”的再现，他们宁愿弱智化唐高宗而牺牲历史的真实。[5]
社会唐高宗永徽时期，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物价也相当便宜。永徽五年（654），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个铜钱。
民族唐高宗永徽时期的民族政策是以招抚为主。当时吐谷浑、南诏国等唐朝藩属国都曾遣使入贡。永徽四年（653年），为获得唐帝国的支持，南诏王细奴逻派子逻盛炎出使唐帝国，唐高宗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
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高宗的统治都是贞观之治的继承与发展。虽然以仁孝著称的唐高宗对政治并没有特别独到的见解，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守成君主。开创之功固然需要胆识与才干，而遵行旧轨并非不需要能力。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成功的君主未必一定要大刀阔斧地推陈出新，恰恰相反，遵循旧制、循序渐进，往往更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从永徽年间开始，唐高宗连年用兵西域。至显庆二年（657），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唐高宗时期，唐朝的疆域扩张到了极限：东起朝鲜半岛，抵达日本海；西临里海，占有半个中亚，抵达阿拉伯；南至越南横山，越过北部湾，占有半个越南，抵达中南半岛；而北部则越过贝加尔湖，占有整个蒙古。
李治在位34年，这个时期大唐疆域达到了1237万平方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