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衣袍的唐明皇该图在《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为《宋人关山行旅》，乾隆题诗认为“此宋近乎唐”。后依近人考据，改名为《唐人明皇幸蜀图》。描写唐代天宝年间安禄山造反，兵陷长安，明皇（玄宗）幸蜀避乱。
隋末唐初中土和西域、中亚间交通畅达，彼方盛产之石青、石绿颜料得以大量供应中原画家，唐代以降青绿山水大为流行。此一画法，到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宋人青绿山水概分两类，一是继承唐人勾勒填色，一是综合水墨皴法薄罩青绿。元代赵孟頫复兴古法，略变宋人青绿山水，以符合文人趣味，对后世尤多启发。
红色衣袍的唐明皇
画中山川树石以细劲线条勾勒，并以青绿赭石填染，不加皴斫，赋彩染色浓重，可见李思训和他儿子李昭道——李氏父子“金碧山水”一派遗风。右下角见一队人马出现於峰间峻谷狭径，正要踏入岸边林间空地，领队身著朱衣、骑三鬃马是为明皇，史载“出栈道飞仙岭下，乍见小桥，马惊不进”者，即是此景。中央绘商贾数人，据中峰松荫下，解鞍放骡，袒裼憩息。左方则绘行旅人物，或乘马牵驼，负荷绕行于蜿蜒栈道中。画面场景复杂而又具体入微，构图严整周密而又起伏错落，笔法工整精细，色彩绚丽缤纷而且沉着调和。摹本考证画面中段一部分人马在歇息考察该幅《明皇幸蜀图》，不论山石配置的左右对称性，或仕女头饰、三鬃马等造型俱承袭传统样式，均可从唐代山水壁画或出土之三彩人马俑间发现其类似范例，其祖本或出自唐人之手。但经宋人辗转反复临摹，已渗入了宋人对山水结构的理念。此图中未见作者任何款印，出於何时何人，学界看法自来纷歧。单就收藏印鉴而言，画面左右上角分钤“濠梁胡氏”、“相府图书”二印，位置并列相对，皆为明初宰相胡惟庸用印，为本幅最仕女头饰早的收传印记。文献记载，《明皇幸蜀图》亦称《摘瓜图》（因为这幅图的主题其实是皇上落难 并不适合用来进献给朝廷主事者，正巧画中有俾女在一旁摘瓜，故亦名《摘瓜图》。）自古多有摹本。近有学者提出新论，以美国王己千氏所藏无款青绿山水一幅，上有“廷晖”半印，指其画风与此《明皇幸蜀图》相似，是以主张此幅出于元人胡廷晖临摹。然亦有认为两幅画风不甚类同者。犹待论考。而今传存相同之构图，据笔者所悉，则有本院藏传李昭道笔《春山行旅图》；此外，尚有日本大和文华馆所藏与本幅之左半部相同之《明皇幸蜀图》，京都私人收藏之《明皇幸蜀图卷》，另《宋元明清名画大观》印有《明皇幸蜀图》残片，美国佛利尔美术馆亦藏有两套《明皇幸蜀图》，计有六件作品。
画面中段一部分人马在歇息
诸图之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该幅画法工整严谨，敷色鲜丽，显较精致。全图峰峦连绵，意境深邃，气势宏伟，并将人物、鞍马、山水、树石等画科技术融合一体，显示出画家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堪称青绿山水经典佳作。艺术赏析行旅人物负荷绕行于蜿蜒栈道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诗仙李白曾经如此赞叹蜀地（今四川）的景致。这幅《明皇幸蜀图》使我们得以想像那壮丽的山河。中唐时期，当唐玄宗正沉浸于长治久安之中，原本镇守在边疆的安禄山趁机造反，兵陷长安，迫使玄宗率领众人离开京城避难，一行人辗转跋涉，来到地势险峻的四川。
仕女头饰
彷佛一场演出中的舞台剧，沿着画面下方的两座桥梁望去，蜿蜒的河谷将观者的视线引向白云缭绕的天际，由此分割出三座壮丽的山峰。右侧的山岭间，身着红色衣袍的唐明皇骑在马上，领着一队骑旅自后走出，正待过桥；画面中段有一部分人马在山下的空地上歇息，而更前方的队伍则已深入左边的峡谷之中。画家在描绘崇山峻岭时，以饱和不透明的青绿矿物性颜料层层叠染，然后再以清晰明确的墨线，勾画棱角分明的轮廓，营造出山石块面坚实的触感。浓郁艳丽的青绿敷彩，除了令人联想到大唐盛世的宫廷气势之外，同时也塑造了后人所谓“青绿山水”的典范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