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5年8月1日（清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黄河水势异涨，于河南兰阳（今兰考）北岸铜瓦厢决口，黄水流向西北，复转东北，夺大清河而注渤海。铜瓦厢以东数千里河道自此断流，原越苏北河道遂为遗迹，为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决堤后，黄河迅将口门刷宽七八十丈，豫东改道后，后黄水北徙，径回直隶山东，旁趋河南兰仪、祥符、陈留、杞县诸县，直隶开州（今河南濮阳）长垣（今属河南）、东明（今属山东）等州县亦成黄泛区。铜瓦厢决口之初，清廷对复堵问题屡议不决，朝内改道与复道之争此起彼伏。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行复故更趋渺茫，以至形成现行河道。
铜瓦厢的由来据《兰考县志》记载，铜瓦厢初名铜牙城，为古代武将驻军之城池。明朝在这里设置管河厅，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改建河道分司。“大门垣之伟丽，庭阶之宏阔，廨宇严邃清幽，过者改观而改容”，“人民丛聚，课税渐”。有清一代，铜瓦厢大堤的安危代表着黄河的汛情。可以说，铜瓦厢，是黄河故道的起首，也是新黄河的转折。
明崇祯十五年九月，面对李自成义军围攻开封，踞城顽抗的河南巡按高名衡见解围无望，遂责人决朱家寨河堤水淹围兵；此举为义军所察，移营高阜，反决马家口河堤以灌城。两口并决，加之大雨连旬，十数万人沉入水底。两年之后的清顺治元年，开封之口门堵复，黄河回归故道，“由开封经兰、仪（今兰考境）、商（商丘）、虞（虞城），迄曹（县）、单（县）、砀山、丰（县）、沛（县）、萧（县）、徐州、灵璧、睢宁、邳（县）、宿迁、桃源（今泗阳），东经清河（今淮阴）与淮合，历云梯关入海”（《清史稿·河渠志》）。后经康雍乾三代修治，黄河两岸堤防逐步完善，虽时有决口，旋决旋堵，直到咸丰五年河决铜瓦厢以前，再未发生大的改道。
铜瓦厢河段是明清两代河防之险要，黄河西来，到这里漫转东南。此地东北地形低洼，加之以下河道淤积严重，史上曾多次由此决溢，是典型的“豆腐腰”河段。据《黄河水利史述要》，河道滩面一般高出背河地面七八米，临河看两岸堤防只一两米高，对背河来说却已在10米上下了。
咸丰五年（公元1855）农历六月中旬，河发大水，铜瓦厢段水位猛涨一丈以上，又遇大雨，水势更为汹涌，“一望无际，间多堤水相平之处”。六月十八日（阳历7月31日），铜瓦厢三堡以下无工堤段，塌掉三四丈，“仅存堤顶丈余”。晚上又刮起南风，风卷狂澜，浪拍危堤，崩塌迅速加剧。六月十九日（阳历8月1日），这段堤防终于溃决，翌日全河夺溜，一河狂涛由决口倾泻而下。
署理河东河道总督蒋启扬于决口前一日向朝廷奏报，“黄河水势异涨，下北厅铜瓦厢，大溜下卸，无工处所，堤工万分危险，现在竭力抢办”，“臣在河北道任数年，该工岁岁抢险，从未见水势如此异涨，亦未见下卸如此之速。目睹万分危险情形，心胆俱裂”。关于决口情形，他事后奏报，“道厅文武员弁，于黑夜泥淖之中，或加邦后戗，或札枕挡护，均竭尽心力”；“所加之土，不敌所长之水，适值南风暴发，巨浪掀腾，直扑堤顶，兵夫不能站立，人力难范”；“十九日漫溢过水”，“于二十日全行夺溜，下游正河，业已断流”；“口门刷宽七八十丈”，自己“心惊胆裂，泪汗交流”。
到七月初（阳历8月中旬），堤坝溃垮已扩大到一百七八十丈宽。河南兰仪、祥符、陈留、杞县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山东东明县城被洪水围困长达两年。除河南、山东之外，还淹及河北等地，共波及10州、40余县，受灾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总计灾民700万人。
铜瓦厢决口后，溜分三股：南股由今山东菏泽赵王河东注，另两股由东明县南北分注，至张秋穿运河后复合为北股，以后北股渐淤，南股成为干流，夺大清河由利津入渤海。
为了黄河岁岁安澜，我们宁愿铜瓦厢永久沉于河底；为了中华国运恒昌，我们会将铜瓦厢永远记在心间。
铜瓦厢不仅仅是一处地名，更是一个带着民族伤痛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