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选、PK，从超女、快男到《中国好声音》，近年国内以唱歌为“主题”衍生出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其实，早在唐代就有了这样形式的海选大赛，而且是宫廷组织的官方全国范围唱歌选秀大赛，规模和规格都比现在还要高很多！
不信？
教坊成立于玄宗开元二年，是唐代极其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之一，因此历来深受学术界的关注。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唐代教坊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盛唐教坊的考察与研究上，而对中晚唐教坊则相对忽略。
到了中晚唐，教坊虽然仍保持着在内部选拔与培训乐人的传统，如《乐府杂录》主要记载宫廷乐人的活动，其中擅歌的有米嘉荣与米和父子，擅琵琶的有曹保保、曹善才与曹刚祖孙三代等。但同时它逐渐地由封闭走向了开放，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在乐人选拔与音乐技艺学习等方面向民间全面开放；二是在音乐表演上，教坊乐人实行雇佣制，全面地参预到民间音乐活动中。
首先，中晚唐教坊大量地从民间选拔乐人。前言已言，教坊初成立时，成员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太常寺中俗乐乐人和玄宗蕃邸散乐乐人，但是到了开元后期，也会从民间选拔乐人，如《乐府杂录》载当时著名的歌唱家许和子，是内教坊的，她就是由民间选拔来的，“本吉州永新县家女也，开元末选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但从现存史料来看，这并不常见。到了中晚唐，教坊已经从青楼、家庭、军营与地方州县等地选拔乐人了。从青楼选拔乐人，如李涉《寄荆娘写真》：“章华台南莎草齐，长河柳色连金堤。青楼曈曨曙光蚤，梨花满巷莺新啼”，可见荆娘为青楼歌妓；从诗中描写荆娘活动时用“湘灵”、“潇湘”等词汇来看，她居于今天的湖南省境内；从诗中“章台玉颜年十六，小来能唱《西梁曲》”、“教坊大使久知名，郢上词人歌不足”、“上清仙女征游伴，欲从湘灵住河汉”、“岂期人愿天不违，云軿却驻从山归”等来看，她曾受到教坊的关注，但最终因为其它原因没有成行。如王建的以穆宗与敬宗朝宫廷生活为描写内容的《宫词一百首》，其中有“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如晚唐孙棨《北里志·序》亦载当时京城饮妓不少入籍到教坊中，接受教坊的管理，“近来延至仲夏，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於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於赏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等。
中晚唐教坊还从家庭中选拔乐人，如唐段安节《乐府杂录·歌》载张红红先是因为擅长歌唱而被大将军韦青纳为姬，后来她在大历年间又被韦青进献给朝廷。从张红红进入宫廷后居于“宜春院”来看，她进入的是教坊中的内教坊，因为唐崔令钦《教坊记》载内教坊中的内人就是居于宜春院，“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头也。”如唐李绛《李相国论事·论择采事》有：“元和八年冬，教坊使忽于外间采择人家子女及有别室内妓人，皆取以入，云奉密诏，众议喧然”，从宪宗曰“朕缘丹王己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朕令其于乐宫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与其父母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一人”等来看，京师人之所以“喧然”，是因为教坊强行从家庭中选拔乐人，反推之，中晚唐家庭乐人只要出于自愿，就可以成为教坊乐人。中晚唐家庭乐人有选择是否进入教坊的充分自由，如唐段安节《乐府杂录·箜篌》载“太和中有季齐皋者，亦为上手，曾为某门中乐史，……大中末，齐皋尚在，有内官拟引入教坊，辞以衰老，乃止”；如唐沈亚之《歌者叶记》有“然以莒能善人，而优曹亦归之，故卒得不贡声禁中”等。这些充分说明中晚唐家乐进入教坊已是常见的社会现象。
另外中晚唐教坊也从军营中选拔乐人。如文宗“甘露之变”后，开始留意声乐，“洎今十年，未尝采择。自数月已来，天眷稍回，留神妓乐，教坊百人、二百人，选试未已，庄宅司收市，亹亹有闻。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内”，李孝本二女最初是因父罪被充入到神策军的，“李孝本二女配没右军，上取之入宫。秋，七月，右拾遗魏謩上疏……”，元人胡三省注“右军”曰：“右军，右神策军”等，可见李孝本二女是从神策军中被文宗选入到教坊的，而神策军是中晚唐禁军的核心。同时它也从地方府县选拔乐人，如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俳优》载僖宗幸蜀时，“戏中有刘真者，尤能，后乃随驾入京，籍于教坊”等。
由此可见，中晚唐教坊乐人的来源极其广泛，甚至市井之人也可以入籍教坊，“宗善击球，于是陶元皓、靳遂良、赵士则、李公定、石定宽以球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隶卒或里闾恶少年，帝与狎息殿中为戏乐。”这种复杂的成员构成必然会带来了管理上的变化。中晚唐教坊对乐人的管理不再象盛唐那样严格，变得松驰。到了晚唐，教坊对乐人已经不再具有约束力，面对乐人私自外出表演以谋利的现象，教坊不得不请地方官府协助管理，如“大中六年十二月，或巡使卢潘等奏，准四年八月宣约教坊音声人。于新授观察节度使处求乞，自今已后，许巡司府州县等捉获，如是属诸使有牒送本管，仍请宣付教坊司为遵守依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