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
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接下来一起看下日本政策是怎样对蒋介石诱降的?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在公开场合，日本曾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而背地里却又把他当成“迷人的伴侣”。
抗战初期，蒋介石喊过一些诸如“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的漂亮口号，曾几何时，却又与日本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还干了一些“同室操戈”的勾当，深得敌寇的嘉许，究其原因，是日寇对蒋介石集团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两手策略，迫使蒋经常首鼠两端。
抗战时期，在降日、卖国的问题上，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最终没有投到日寇的怀抱里，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诱降、日蒋相互勾结的内幕以及诱降未遂之原因却又鲜为人知。
纵观抗战八年，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日本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对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方针是以武力威压为主、政治诱降为辅。在此阶段，侵华日军的疯狂进攻迫使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比较努力，也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起初，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速战速决，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使日寇到处受阻，日本政府预感到侵华战争将要旷日持久，拖下去对其十分不利，遂决定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并请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是：“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上述条件，蒋介石认为除承认伪满以外，其余不算太苛。12月2日，蒋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党政军首脑开会，全体一致认为，只要不再有其他条件，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是，就在诱降露出希望之光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故，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以后，其政府中的强硬派气焰十分嚣张，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对伪满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内蒙古自治与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必要的赔偿，同时还勒令限期答复，否则将对中国采取“断然措施”。
对上述条件，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答复，拖到1938年1月13日才转告日方，要求对每一条款作出具体说明，待仔细研究后才能作出确切决定，日本政府很不满意，近卫内阁于1月16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明确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至此，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中日双方召回大使，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即“从武力第一转变为重视政治策略”。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了广州、武汉，随着占领地域扩大，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了作战兵力的不足，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了，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即“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政府的新一轮诱降攻势，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应对之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却捷足先登，于1938年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庆，投到日寇的怀抱，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政权。
对此，蒋介石虽然十分恼怒，但在行动上却也不甘落后，他也在不断寻求“和平”的机遇，尤其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