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惠州居住了940天，足迹遍及惠州市区、汤泉和罗浮山，并先后在合江楼、嘉佑寺、白鹤峰居住。多少年来，怀着对这位大文豪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许多文人在这些东坡胜迹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楹联。
道众为纪念东坡在罗浮山建东坡亭
宋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当年的农历十月初二日，苏东坡初抵惠州。
苏东坡未到任上，先游罗浮。在惠州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写下近30篇赞咏罗浮山的诗文，在弘扬罗浮文化方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清道光年间（1821－1850），为纪念苏东坡，罗浮山道众在冲虚观侧建了一座东坡亭，亭柱上有一副石刻楹联：
丹灶药池留胜迹；
鸟声花影得仙机。
横梁上，有惠阳人储世隆在乾隆癸丑年（1793）冬题写的“花香静处寒天月”的匾额。此句颇有文采，可以作回文句，读为“月天寒处静香花”。梅开月夜，静坐亭中，凭栏远眺，月白风清，梅花飘香，正是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最好写照。
东坡亭还有3副楹联，其一：
鹤去云来归未夕；
坡亭有份再重游。
其二：
半山词赋千秋诵；
三百荔枝一日尝。
苏东坡在惠州写有咏荔枝的诗，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之句，此联正化其诗意而来。
其三：
我久住西湖，晴好雨奇，曾向春堤吟柳色；
公连渡东海，珠崖儋耳，何如此地有梅花？
此联为清代光绪年间进士徐琪所题。上联引用苏东坡“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之咏西湖名句；下联为苏东坡寓惠后再被贬海南而愤愤不平，“珠崖儋耳”更是蛮荒之地，何如罗浮山有万树梅花？
寓惠近3年在合江楼居住13个月
合江楼在惠州州衙东北部，因东江和西枝江在楼旁合流而得名，清代为广东6大名楼之一。苏东坡寓惠近3年，在合江楼前后共居住了一年又一个月，历代文人墨客就此写下许多对联。较著名的是清同治九年（1870）惠州知府刘溎年撰写的对联：此是东坡旧居，应有文光射北斗；恰与西湖并美，长留诗境在南洲。
苏东坡寓惠期间，不仅在合江楼上写下了许多诗文，还对振兴惠州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因而作者在上联中借咏合江楼而颂苏东坡，赞其文采照人，影响深远。下联称因苏东坡在此居住，使得惠州西湖同杭州西湖一样，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同时也使此地的文化得以兴盛。此联巧嵌“东西南北”4字，文字的隽永缀合与内容的真挚称颂融合无间，相得益彰。
清嘉庆十三年 （1808），归善（今惠阳）县知县刘士芬曾集苏东坡诗句为合江楼题联：乌云间红日；明月当清风。
曾在白鹤峰买地建房拟安度晚年
“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苏轼《迁居》诗）苏东坡本已在惠州白鹤峰买地建房，准备在惠州安度晚年，常作岭南人。但朝廷还不满意，再将他贬到海南岛的儋州。后人到白鹤峰凭吊东坡故居，不免感触良多，因而在清代的东坡祠曾有过许多意境甚佳的楹联，其中最为人传诵的是清代同治年间的惠州才子江鸣鹤撰写的楹联：
明月皓无边，安排铁板铜琶，我亦唱大江东去；
春风睡正美，迢递珠崖儋耳，谁更怜孤鹤南飞。
惠州当时已属荒凉之地，而儋耳更迢迢于千里之外，一句“谁更怜孤鹤南飞”写出了惠州众多老百姓对苏东坡的惋惜与同情。此联原有木刻已佚，现存于西湖孤山东坡纪念馆大门上的，为1984年由惠州市书法家蓝广浩集祝枝山草书重刻。
白鹤峰东坡祠当年还有清代王鸣鼎所撰楹联：
与客话坡仙，几经瘴雨蛮烟，依然是明月当头，罗浮对面；
凭栏俯城郭，趁此落花飞絮，最难得岭南春满，江左人来。
此联既契白鹤峰景物，又合苏东坡豪迈生平和其作品的艺术风格，不失为佳作。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惠州知府嵇承志也曾为东坡祠撰联：
忠爱著朝端，即雨蛮烟，魂梦仍依北阙；
文章行海外，想赋诗饮酒，勾留又在西湖。
惠州知府刘溎年也曾为白鹤峰东坡故居撰联：
小谪住神仙，感身世茫茫，谁代写当年笠屐；
大江流日夜，叹英雄滚滚，可留得几处亭台。
白鹤峰东坡祠还有两则清代佚名联，其一：
睡足五更钟，不送游踪到此；
胸罗千亩竹，至今直气独存。
其二：白鹤归何时，且向祠堂倚修竹；先生喜而笑，故应主客是诗人。
与惠州秀才的友谊受后人称颂
白鹤峰东坡祠和东坡故居早已荒废，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东坡亭也荡然无存。1960年惠州市政府在白鹤峰重建了东坡亭，1987年在西湖孤山上建起了东坡纪念馆。惠州诗人黄海蛟曾撰联二副，其一：
德有邻兮，百代庶贤皆景仰；
思无邪矣，三州功业自昭然。
“德有邻”、“思无邪”是苏东坡在白鹤峰新居的堂名和斋名。“三州功业”引自苏东坡游金山寺自题画像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其二：
折翼南来，岭海峰青栖白鹤；
乘风北去，京畿雾重失孤鸿。
在惠州西湖的其它景点，也留下许多怀念苏东坡的楹联。如清光绪二十年 （公元1894年）博罗知县陈志哲题西湖红棉水榭集句联：
北客几人谪南粤；
东坡到处有西湖。
苏东坡曾任官（贬谪）的颍州、杭州、惠州、扬州均有西湖。他被贬惠州，主持筑西湖苏堤，建西新桥，整治西湖，为惠州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的爱妾王朝云去世后，也葬于西湖的孤山上。看来，苏东坡与各处西湖都有缘。
与此联异曲同工的还有清代丰湖书院主讲宋湘写的对联：
南岭古人瞻北斗；
东坡今日住西湖。
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惠州知府张联桂与提智方耀建红棉水榭，并为之撰联：
放眼观古今，倘容判事于斯，愿学东坡先生，留一段冷泉佳话；
寄怀在山水，偶尔披襟过此，权借西湖名胜，作片时风月清谈。
上联指苏东坡任杭州知府时常在西湖冷泉亭间判读，下联写苏东坡在惠州西湖的生活。
清嘉庆年间主讲惠州丰湖书院的广东才子宋湘，曾为丰湖书院澄观楼撰联：
从来此地比洙沂，试看水色天光，四面春风宜浴；
自后何人更苏翟，认取前峰灯火，千秋名共湖山。
此联抒情、写景、叙事，融成一片，如诗如画。
下联“苏翟”指苏东坡与惠州秀才翟逢亨的深厚情谊。“前峰灯火”指的是白鹤峰的灯火，望见前峰灯火，忆起当年苏东坡与翟秀才的情谊，今天已成为当地人民传诵的千古佳话了。（袁治平）
------苏东坡在惠州
那是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东坡以“元佑重臣”的身份被远谪南方。他从水路乘船南下，长途跋涉，横槎鄱阳湖，逆行赣江，从广东南雄又顺北江南下，发广州。他原本被贬英州，但在途中，皇上的敕令一变再变，令他无所适从。苏东坡在致皇上的谢表中写道：“落两职，追一官，以承议郎知英州军州事。续奉告命：责授臣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就这样，惠州成了苏东坡流放岭外的暂栖之地。
虽是流放之人，惠州知州詹范却对苏东坡礼遇有加。说来也巧，詹范与已故的黄州知州徐大受原是挚友，或许通过书信往来，他早从亡友那里了解了苏东坡这个人。因此，詹范将流放到自己辖下的苏东坡视若亲友，他没有顾忌新党权臣的嚣张气焰，首先就将苏东坡安置在三司行衙的合江楼。
这合江楼位于东江与西江汇流之处，背倚青山，面朝大江，朱栏雕甍，推窗即可眺望远处的碧海云天，更不用说楼下奔流而过的江水了。苏东坡面对如此胜境，自然免不了纵笔赋诗，借诗抒怀：
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
我今生世两相违，东流白日西流水。
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
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可是，苏轼深知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不宜久居官廨，于是几天之后就主动迁居到对江的嘉佑寺。嘉佑寺虽远不及合江楼富丽堂皇，但环境却更加清幽。
每天听着山寺里的暮鼓晨钟，到寺后的山上漫步，苏轼那时的生活想来应试十分惬意的。山上有座松风亭，苏轼常常到那里去盘桓。
有一次，东坡走到半山腰就感到腿脚酸软，仰首望去，松风亭还在山林的树梢之上，不禁有些发愁：这样何时能到松风亭？且来看他的《记松风亭》（见《东坡志林》卷一）：
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思路决定出路！苏东坡思路一变，顿时烦恼全消，身心获得了解脱。
是啊，一切目标都是人们自己制定的，一切禁忌都是人们自己设置的。人们之所以会焦虑、烦恼、忧伤，都是由于把目标和禁忌看作固定的、僵死的、一尘不变的，因此总是自寻烦恼。于是，在红尘俗世忠追名逐利的人们迫切需要“放下”，需要“歇息”。
苏东坡在惠州把这种人生观发展到了极致。在别人看来，此时的苏东坡已臻垂暮之年，却以戴罪之身贬谪蛮荒，不但返朝无望，还乡无期，甚至连家人也离散在万里之外。凡此种种，人何以堪？然而在苏轼看来，上述种种烦恼都不足挂怀。
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三月，苏轼的姐夫程之才以广东南路提点刑狱的身份到惠州巡察，在合江楼与东坡相晤，得知他栖身佛寺，就命惠州的地方官让苏轼搬回合江楼居住。可是，苏东坡却认为住在嘉佑寺与合江楼两者并没有什么差别，他在《题嘉佑寺壁》这篇随想中用轻松的笔调写道:
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轼始至惠州，寓居嘉佑寺松风亭。杖屦所及，鸡犬皆相识。明年三月，迁于合江之行馆。得江楼廓彻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所欣戚也。岭南岭北，亦何异此？
不仅如此。在惠州这样的萧条冷落的小城，连猪肉也吃不到，但他特别善于苦中作乐。他曾特意写信给兄弟苏辙，介绍他发明的一道佳肴：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者热漉出(不乘热出，则抱水不干)，渍酒中，占薄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抉剔，得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戏书此纸遗之，虽戏语，实可施用也。然此说行，则众狗不悦矣。”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老弟呀，我来的惠州这地方挺穷的，街市上每天就杀一只羊。我也不敢跟当地的各位老大争买羊肉。就跟杀羊的说给我留点羊蝎子。羊骨头间还是有点肉的，趁热剔出来(不趁热剔，就不好弄干)，泡点酒，稍微加点盐，烤到微微有点焦的时候吃。剔一天也就弄几两肉，不过我挺喜欢吃的。感觉有点剔螃蟹腿的感觉，隔几天吃一次，也觉得挺补的。老弟你吃了三年公款大餐，肉多到咬一口都到不了骨头，当然就吃不到这等好吃的味道了。所以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个秘方，不是拿你开心，真好吃的，你要不也试一下？不过肉都给我啃光了，惠州那些等着吃肉骨头的狗就有些不开心了。
一个发明了“东坡肉”的老头，乐观豁达，苦中寻乐，竟觅得羊脊骨的滋味，竟觉得其滋味美如蟹螯。这羊蝎子在苏东坡手里，便有一种“清贫乐”甚至“穷人乐”，骨头上面连着些许肉，细细咂摸，快感也就从指缝间渗出来了。
苏东坡这种生活态度的精神内涵是什么？是什么赋予了他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苏东坡兼收并蓄儒、道、佛的思想，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人生观。他并没有泯灭事物之间的差别和界限，他很清楚合江楼屋舍华美，开阔轩敞；而嘉佑寺则环境幽静，自然亲切。同样，岭南、岭北各有所长，居于岭南不必欢欣，居于岭北也无需忧伤。
据说苏轼抵达惠州才十日，便曾领会惠州汤泉有如“郁攸火山裂，觱沸汤泉注”的壮美景观了。此后，汤泉成了东坡常去游览的胜地。游汤泉引发苏轼写下了《和陶〈归田园居〉六首》，也使苏轼邂逅了一位水北的老人，并与之结下了一段“荔枝缘”：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于汤泉，晞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肩舆却行。以与客言，不觉至水北荔枝浦上。晚日葱茏，竹阴萧然，时荔枝果实累累如芡实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
从后面的语句，我们可以得知，苏轼不仅如期践约，而且描写了老人水北幽居生活的诗意，赞美了老人荔枝之邀的盛情中凸现出的质朴与真诚。
绍圣二年（1095年）4月21日，苏轼初食荔枝，荔枝的美味让他没齿难忘，“予尝谓荔枝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唯江鳐柱、河豚鱼近之尔。”苏轼不仅对荔枝推崇备至，甚至在诗中感叹“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次年，苏东坡在此再食荔枝，写下了令人击节赞赏的千古绝唱《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棵，不辞长作岭南人。
绍圣三年（1096年）年八月，在惠州与苏轼相依为命的红颜知己王朝云去世了，他虽然伤心但并没有被生活所击垮。请看他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在嘉佑寺所写的一首题为《纵笔》的诗歌：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据说此诗《纵笔》和上一首《惠州一绝》传到汴京，章惇狞笑着说：“想不到苏子瞻竟还这么快活！”就立即下令把他贬往有着“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章惇气急败坏，可见他确实品出了苏轼诗歌中的旷达自豪之意。
苏东坡的四大得意门生之一的黄庭坚写诗说：“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从中可见黄庭坚确实比较深刻地理解了乃师诗中的真意。
在惠州，苏东坡的人格精神升华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他的诗文也流芳百世。多少同时代的高爵显位湮没无闻，而苏东坡却永远彪炳于史册，鲜活于人们的心灵深处。
几乎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惠州人，都能对“东坡公”在惠州的事情说上几句。要说苏轼对惠州西湖的影响，最有研究的当属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惠州市委员会主委的梁大和先生。梁先生这样总结了苏轼对惠州西湖五大影响：
苏轼喜爱游览西湖。东坡到惠不久，即被幽深、曲折、秀丽的西湖所倾倒，不仅常在白天游览，而且连夜里也在游览，甚至通宵达旦。他说：“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此处即惠州西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甚至再贬海南后，仍念念不忘西湖，曾说：“去岁，与子野游逍遥堂。日欲没，因并西山叩罗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
苏轼最早品题惠州西湖。东坡在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写的《江月五首》了。该诗不但描写了凉天佳月下的西湖美景，而且还有“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名句。因此说：“此为题品惠湖风景之始。”
苏轼曾为惠州助筑堤桥。为了解决西湖两岸的交通往来，东坡倡议在西村与西山之间筑堤建桥。他带头“助施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黄金钱数千助施”。工程由栖禅院僧希固主持，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的石盐木在堤上建桥，取名西新桥。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堤桥落成，东坡写诗描述了营造过程，还与百姓共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为了纪念东坡的功绩，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于是才有了西湖八景之一的“苏堤玩月”。可以说苏轼助筑堤桥为西湖增添了不少魅力。
苏轼最早称丰湖为西湖。到了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东坡《赠昙秀》一诗，头一回将丰湖称作西湖。南宋后，人们逐渐普遍将丰湖称作西湖。因此，明代较早编辑《东坡寓惠集》的大学者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写道：“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
西湖因苏轼而更出名。据《惠州西湖志》记载，历代文化名人与惠州有较密切关系的多达400余人，其中做过丞相的政治家有陈尧佐、留正、文天祥，著名文艺家有李商隐、杨万里、刘克庄、黄遵宪、丘逢甲等。但他们对惠州西湖的影响，实无一人能与苏东坡相比。清乾隆归善学者黄安澜在其所著的《西湖苏迹》一书中说得好：“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
北宋绍圣元年(一○九四年)，章恬任相，再度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反对新法的苏轼便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被贬到惠州。这一年的十月二日，他以宁远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南来，原来他以为粤东的惠州是蛮荒瘴疠之地，谁知下车伊始，一看山川风物，美不胜收，不禁高声赞美“海山葱茏气佳哉”!于是消除了政治上失意之感，表示“不辞长作岭南人”。一住就住了三年，写下了一百九十多首诗词和数十篇散文序跋。后来因为他写了“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传到章恬耳里，章认为他的贬谪生活太闲适了，这才再贬到海南儋县。
---
苏轼与惠州西湖
几乎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惠州人，都能对“东坡公”在惠州的事情说上几句。要说苏轼对惠州西湖的影响，最有研究的当属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惠州市委员会主委的梁大和先生。梁先生这样总结了苏轼对惠州西湖五大影响：
苏轼喜爱游览西湖。东坡到惠不久，即被幽深、曲折、秀丽的西湖所倾倒，不仅常在白天游览，而且连夜里也在游览，甚至通宵达旦。他说：“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此处即惠州西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甚至再贬海南后，仍念念不忘西湖，曾说：“去岁，与子野游逍遥堂。日欲没，因并西山叩罗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
苏轼最早品题惠州西湖。东坡在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写的《江月五首》了。该诗不但描写了凉天佳月下的西湖美景，而且还有“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名句。因此说：“此为题品惠湖风景之始。”
苏轼曾为惠州助筑堤桥。为了解决西湖两岸的交通往来，东坡倡议在西村与西山之间筑堤建桥。他带头“助施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黄金钱数千助施”。工程由栖禅院僧希固主持，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的石盐木在堤上建桥，取名西新桥。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堤桥落成，东坡写诗描述了营造过程，还与百姓共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为了纪念东坡的功绩，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于是才有了西湖八景之一的“苏堤玩月”。可以说苏轼助筑堤桥为西湖增添了不少魅力。
苏轼最早称丰湖为西湖。到了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东坡《赠昙秀》一诗，头一回将丰湖称作西湖。南宋后，人们逐渐普遍将丰湖称作西湖。因此，明代较早编辑《东坡寓惠集》的大学者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写道：“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
西湖因苏轼而更出名。据《惠州西湖志》记载，历代文化名人与惠州有较密切关系的多达400余人，其中做过丞相的政治家有陈尧佐、留正、文天祥，著名文艺家有李商隐、杨万里、刘克庄、黄遵宪、丘逢甲等。但他们对惠州西湖的影响，实无一人能与苏东坡相比。清乾隆归善学者黄安澜在其所著的《西湖苏迹》一书中说得好：“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
珍贵书画回归东坡纪念馆
东坡纪念馆内陈列着最新制作的有关惠州苏迹的立体模型，并用大量资料表现东坡在惠州期间的活动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两馆中共收藏了一百多件与苏东坡有关的展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惠州市文博人员的努力，苏轼于1095年在惠州所作的水墨画《墨竹长卷》流落海外近一个世纪后，终于在美国浮出水面。几经周折之后，用电脑按原作大小复制的《墨竹长卷》终于回到了画作的诞生地，并摆进展柜与观众见面。
苏东坡有着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他的画在北宋画坛引领时尚，被视为“文人画”的理论奠基人和杰出实践者。据苏轼在惠州时期的史料记载，他在惠州期间还画了不少水墨画，而为罗浮山邓守安道士所画的水墨画《墨竹长卷》便是其中一幅。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画作散失殆尽，在惠州竟没有留下一幅。据惠州市博物馆馆长袁学君介绍，不久前，惠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国外英文资料里找到了一幅《墨竹长卷》，很像苏东坡的作品，他们如获至宝。几经考证，终于得到证实：这幅《墨竹长卷》就是当年苏轼在惠州时期的作品。他们用电脑复制成长2米、高0.6米的与原画大小相同的尺寸，在国内首次完整地再现了《墨竹长卷》。
苏东坡在惠州创作的部分流落外地的作品也被寻到10多幅，经复制后在馆内首次展出。除《墨竹长卷》外，原作流落于德国的书法词作《归去来兮辞》等也摆进了东坡纪念馆。
“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所言，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谁都知道是和王朝云的爱情相关联的。
王朝云字子霞，钱塘人（今浙江杭州）。因家境清寒，自幼沦为歌妓，却独具一种清新、高雅的气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一次偶然的机会，苏轼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了轻盈曼舞的王朝云，被朝云的气质所打动，娶她为妾，备加宠爱。苏轼有一首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这首诗明写西湖旖旎风光，而实际上寄寓了苏东坡初遇王朝云时为之心动的感受。苏东坡在杭州四年，之后又官迁密州、徐州、湖州，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副使，这期间，朝云始终紧紧相随，陪伴在苏东坡身旁，和他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他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神安慰。苏东坡性情豪爽，了无城府，常常诗词中畅论政见，数度因得罪当朝权贵而遭贬。在苏东坡的妻妾中，朝云最解东坡心意。有一次，苏东坡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个答道：“文章。”另一个答道：“见识。”苏东坡频频摇头。此时朝云笑答：“您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朝云随苏轼到惠州时，才三十岁出头，而当时苏东坡已年近花甲。眼看主人再无东山再起的希望，苏轼身边的侍儿姬妾都陆续离去，只有朝云始终如一，追随着苏东坡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了惠州。苏轼十分感动，刚到惠州不久，就为朝云赋诗一首：“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无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板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这首诗还有这样一个序言：“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当初白居易年老体衰时，深受其宠的美妾樊素便溜走了，白居易因而有诗“春随樊子一时归”。朝云与樊素同为舞妓出身，然而性情迥异。朝云的坚贞相随让老年苏轼备觉安慰。
没有想到的是，造化弄人。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年轻女人并没有陪伴老迈的苏轼走完他的人生之路，反而先于苏轼离开尘世的喧嚣。绍圣二年七月五日，朝云突然得了一种瘟疫，不治身亡。朝云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在咽气之前握着苏东坡的手，念着《金刚经》上的谒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意思是：“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像梦、幻、泡、影，又像露水，像闪电，转眼之间就永远消逝了，因此没必要过于在意。”这番话不只是朝云对禅道的彻悟，其中也隐含着她临终时对东坡的无尽牵挂。
八月三日，按照朝云的心愿，苏东坡把她安葬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朝云安息之所是一个僻静的地方，黄昏时分可以听到阵阵松涛和禅寺的钟声。附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就是“六如亭”，用以纪念朝云。亭柱上镌有苏东坡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这副亭联不仅透射出苏东坡对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更饱含着他对一位红颜知己的无限深情。这副联已经损毁在漫长的岁月里。现存的朝云墓和六如亭是清朝伊秉绶任惠州知府时重修的，亭柱的石刻楹联是陈维所书：“从南海来时，经卷药炉，百尺江楼飞柳絮；自东坡去后，夜灯仙塔，一亭湖月冷梅花。”楹联形象、真切地概括了东坡与朝云当年贬谪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反映出千百年来朝云墓带给后人的阴冷、凄清的感觉。
为纪念苏轼侍妾王朝云修建的六如亭。亭柱上镌有苏东坡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苏东坡被贬惠州的日子
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
却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北宋文化巨匠苏轼曾于宋哲宗绍圣年间被贬惠州。尽管仕途步入绝境，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但此时的苏轼依然以他一如既往的乐观精神，寄情于惠州的山山水水，流连于鹅城的清风明月，遍尝岭南的四季佳果，享受生活的甘甜与苦涩。
在惠州的四个年头，苏轼先后写下了1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他的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他在惠州传播文明，推广教育，以至后来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纷纷聚惠，大办书院，推广科举，使惠州人才辈出。诚如清代著名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所谓“难工破渡，文明一播”。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
却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北宋文化巨匠苏轼曾于宋哲宗绍圣年间被贬惠州。尽管仕途步入绝境，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但此时的苏轼依然以他一如既往的乐观精神，寄情于惠州的山山水水，流连于鹅城的清风明月，遍尝岭南的四季佳果，享受生活的甘甜与苦涩。
在惠州的四个年头，苏轼先后写下了1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他的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他在惠州传播文明，推广教育，以至后来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纷纷聚惠，大办书院，推广科举，使惠州人才辈出。诚如清代著名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所谓“难工破渡，文明一播”。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苏轼贬惠与程正辅
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18岁的宋哲宗亲政，开始重新推行他的父亲宋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权力的重心转移到新法派手中，他们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迫害。绍圣元年（1094）四月，章敦、蔡京等人以苏轼“讥讪先朝”威名，把已经59岁的苏轼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苏轼还在赴英州的路上，又第二次遭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同年十月二日，苏轼携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抵达惠州，直到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离开，共在惠州度过了四个年头、共940多个日日夜夜。
为什么要把苏轼贬到惠州来呢？这要先说到苏轼的表兄程正辅。程正辅既是苏轼的表兄，也是苏轼的姐夫。苏轼的姐姐八娘自幼饱读诗书，能诗善文。16岁时嫁给表兄程正辅。但是八娘嫁到程家以后，公婆一直不喜欢她，经常虐待她。第二次，八娘产下一子并因此身患重病，而程家却不给她治病。父母只好把她接回娘家诊治。病情刚刚好转，公婆却兴师问罪，责备八娘不尽媳妇孝道，并抢去她的婴儿，以致八娘伤心不已，旧病复发，含恨而死。苏轼的父亲宣布与程家断绝关系，从此两家成为仇家。
绍圣元年，程正辅正做广南东路提典刑律（掌管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和监察），当权者希望借程正辅之手除掉政敌苏轼。刚来惠州的时候，苏轼的确担心程正辅伺机报复。但又想，两家已经42年未通过音信了，此事似乎到了应该了结的时候了。他托一位同乡带信给程正辅，表达了和解之意。信中还说：最近得到一个酿酒的良方，酿出的酒，色香味俱佳，不知表兄何时前来，定当预先酿好此酒接待。程正辅同样想趁此机会了结上一代人留下的恩怨，便来惠州看望苏轼。两人一见如故，冰释了42年的恩怨。
苏东坡利用与程正辅的良好关系，做了很多为民请命的好事。例如，他见惠州驻军“多阙营房”，大都“散居市井”，有扰民的现象，就致书程正辅，建议他修建300间瓦房做军营，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困扰惠州老百姓的问题。绍圣二年，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跌，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农民用贱价卖出两倍于往年的粮食才能凑齐税款。苏轼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程正辅，指出这无异于敲诈农民。他希望程正辅尽快与相关官员商议，准许“任从民便，纳钱纳米”。这一问题不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使惠州和整个广南东路10多个州的农民受益匪浅。
苏轼在惠州的生活
北宋时期的惠州，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中原落后许多，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苏轼安之若素，凭着他一如既往的乐观和开朗，把困窘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在苏轼的心目中，清风明月，尽是宝藏。也许人们会把这看作文人笔下的浪漫笔触而已，其实他的真实生活就是如此，这源于东坡骨子里的开朗乐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也许正因为胸怀的博大，苏轼才能真正在各种压力和迫害下永远保持乐天派的本色。
在惠州的时候，苏轼写了和陶渊明诗，对陶渊明的每一首诗都作了呼应。黄庭坚当时在贵州，听到这些事之后，也写了一首诗作回应：“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岁不同，风味乃相似。”意思是说，苏东坡被贬到岭南，但朝中的人仍可能会杀他，而东坡却过着清淡的生活，吃惠州的饭，和了陶渊明的诗；表面看来苏东坡、陶渊明虽然在时间上有极大的差异，但其令人可敬的风格却是相似的。作为苏轼的好友和门生，黄庭坚对苏轼惠州期间创作的和陶诗作了最精当的注脚。
东坡曾经借住惠州嘉佑寺。一日，在松风亭附近散步，感觉脚力不堪疲乏，想到树林里休息。却看见松风亭的屋檐还在树林的远处，心想：怎样才能到得了。后来转念又一想，突然有了体会：“这里为什么就不能休息呢？”一下子有了顿悟，就好比上钩的鱼儿，忽然得到解脱。
绍圣二年秋，朝廷大赦罪臣，惟独不赦免元佑臣僚，东坡闻讯遂绝北归之望。加上对苏轼庇护有加的程正辅被朝廷召还，东坡面临被逐出当时居住的合江楼的窘境，他不得不未雨绸缪，准备后路。于是在绍圣三年（1096）春，苏轼在惠州水东白鹤峰购地数亩，意欲终老惠州。新居有20余间，其中包括“思无邪斋”和“德有邻堂”。苏轼还打了一口深达4丈的水井，供自己和邻人吃水之用。然而，就在入住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又被贬谪出中国本土之外，要到海南儋州去了。关于被贬海南，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轼在惠州写《纵笔》诗，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描写自己在春风中酣美的睡眠。当朝宰辅章敦看到那两句诗说：“原来苏东坡过得这么舒服！”于是颁发了新的贬谪令。然而，被贬海外依然无法打倒东坡的乐观精神。当他要结束海岛生活时，仍然用诗句作了这样的总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苏东坡在惠州的遗迹
时至今日，惠州还留有苏轼的多处遗迹。比如，有苏东坡资助修筑的苏堤和东、西新桥；有葬在孤山上的苏东坡侍妾王朝云墓及六如亭；有苏东坡居住的合江楼、嘉佑寺遗址；有“为终老计”在白鹤峰建造的东坡故居等。后人为纪念苏东坡，在孤山上建起“东坡纪念馆”，收集了与苏东坡有关的文物一百多件，并建有轩昂的东坡塑像。
这里重点说一说苏堤。苏堤的前身叫“长桥”。由于长桥“屡作屡坏”，给两岸通行带来不便，于是苏轼倡议筑堤建桥，自己“助施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数千黄金钱”。工程由“栖禅院僧希固”主持，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的石盐木建桥，取名西新桥。堤桥落成后，东坡写诗描叙了营造过程，还与百姓共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为纪念苏轼，以“苏公堤”名之，简称“苏堤”。
关于苏堤，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朝云死后，苏东坡夜夜梦见朝云来侍，还为年幼的儿子喂奶。苏轼见她总是衣衫尽湿，就询问缘故，朝云答道：“夜夜渡湖回家所致。”苏东坡醒后大为不忍，于是兴筑湖堤横跨湖上，以便朝云前来入梦，这便是“苏堤”。堤成之日，当夜就梦见朝云来谢，音容笑貌一如生前。这个传说与事实完全不符。证据有二：其一，苏堤落成于绍圣三年（1096）六月，而朝云死于同年七月；其二，朝云只在黄州生过一子，未满周岁而夭。这个传说不仅宣扬了迷信，还贬低了坡公倡议筑堤建桥的意义。
现在的苏堤经过了1958年的加宽、加固工程之后，由原来6米扩宽至11米。1983年，作为“苏堤”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西新桥也得到修缮，桥身用混凝土和花岗岩重砌，桥长也由30米增至33.1米，并增筑了1米高的桥栏；桥下仍为五孔，游艇可自由进出。
惠州的其他景点，即便不是苏轼的遗迹，也大都跟苏轼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比如，“留丹点翠”中留丹亭的木刻对联“殿阁生微凉，呼吸湖光饮山绿；天地有正气，留取丹心照汗青”，上联便是集东坡诗句，描写点翠洲的秀丽景色；“玉塔微澜”出自东坡“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诗句；“飞鹅览胜”中飞鹅公园里巨型“鹅”字，也是根据苏东坡墨迹雕刻而成的。
在惠州的这段时间里，苏轼一直居住在惠州城区。但是他也曾数次前往汤泉、罗浮山等处访友和游览。在汤泉，苏东坡写下“汤泉吐焰镜光开，白水飞虹带雨来”、“永辞角上两弯触，一洗心中九云梦”等名篇佳句。现在九龙潭瀑布右边的石壁上，有苏东坡的诗句“一洗心中九云梦”和另一幅“出山不浊”的题刻。至于罗浮山，关于苏东坡的传闻很多，真假难分。但在900年前就已经脍炙人口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经考证确实是在苏轼在罗浮山梅花亭写成的。后人为纪念苏轼，在冲虚观右侧东坡山房旧址建起一座东坡亭。
苏轼在惠州的部分诗词作品
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
游博罗香积寺
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拥僧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散流一啜云子白，炊裂十字琼肌香。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浆。诗成捧腹便绝倒，书生说食真膏肓。
江月五首(之一)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残。
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他自己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落差令常人难以想象，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然而他仍然能够用诙谐的语言总结自己，足见坡公胸襟之坦荡。其中“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句，即是自嘲也是自我肯定，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
苏轼是很关心民事的人，在贬官惠州期间，他“率众为东西二桥，以济病涉者。”(《东坡先生墓志铭》)在惠州城东江水合流处原有桥，但久已废坏，老百姓靠小舟渡河，十分艰难，经常淹死人：“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不知百年来，几人陨沙泥!”罗浮山道士邓守安主张用四十只船作浮桥，随水涨落，叫东新桥。桥修好后，大大方便了群众：“岂知涛澜上，安若堂与闺。往来无晨夜，醉病休扶携。”惠州西面有丰湖，又叫西湖。苏轼一生到过三处西湖：“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杭州西湖)颍水《颍州西湖)更罗浮(惠州西湖)。东坡原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杨万里《游西湖》)丰湖原有长桥，屡作屡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