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后，在章惇的挑唆下，宋哲宗毅然决然地以“天命不可违，先帝遗志不能动”为由，改年号“绍圣”，宣布全面恢复新法。
第二，皇帝的“态度”很明确，他想恢复新法。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司马光病倒后，宋哲宗召见了言官王岩叟和朱光庭，向他们询问了一件事情。
宋哲宗问他们:“青苗法已经被废除了吗?”王岩叟道:“在皇帝的圣德高明下，青苗法已经被废了，真乃天下之幸。”宋哲宗道:“废除青苗法是好事，但国库会不会不足呢?我现在发现，若过个五六年，国库恐怕就不足了。”一听这话，王岩叟马上道:“此非陛下所忧之事，青苗法乃害民之法，必须废除。废除此法后，只需数年，国家就可以富裕了。国家富裕了，陛下还担忧什么呢?”
宋哲宗道:“今不比列祖列宗之时，国家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恐怕数年后会患不足......”
一个年仅11岁的小娃娃，就开始言利、患不足了，这要是亲政后，还不会直接“想起”王安石?
毕竟，王安石的那套东西，能瞬间聚揽钱财，让皇帝看见白花花的银子。
对于司马光而言，既然皇帝出现了“患不足”之意，那就要严防死守，把他的欲望扼杀在摇篮里。
为此，司马光干了两件事情。第一，派一个根本不会理财的人，去执掌三司使。司马光给出的理由是，让不懂财务的人当国家的“掌柜”的，以防他出馊主意，替皇帝去敛财。
第二，派正统儒学思想的学者出任皇帝的老师，让他们用正统思想去教育皇帝，不要一味看重钱财，要重礼义、知廉耻，这才是一个明君所为。
当时，司马光选取的皇帝的专职老师，就是北宋一代哲学大师、洛学的开创者、理学的启蒙家——程颐。事实证明，司马光虽然严防死守，但他的这些努力，皆以失败而告终。司马光死后，宋哲宗撤销了他安排的财政大臣，换上了一些“懂经济”的大臣;而那个专职老师程颐，终其一生，宋哲宗都不待见。此外，这个程颐也不争气，他不仅没有教好皇帝，反而跟苏轼打了一架，还把后者轰出了朝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好吧，安排好了这一切，不管结果如何，司马光已经尽力了。即使他死不瞑目，他也没有力气再继续瞪眼了......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在王安石病逝五个月后，司马光也走了，享年68岁。这哥俩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开战了。据说，司马光在弥留之际，口中喃喃自语，如同梦呓，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大家猜，他大概在讲国家大事......据说，司马光病逝的床头上，留有八张奏疏草稿，还有一本没有写完的《役书》。可见，司马光在临终前，都在研究新的差役法，取代已经废除的差役法。但是，直到病逝，司马光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
司马光口口声声说:“四害不除，死不瞑目。”但是，在除去了四害后，他真的瞑目吗?
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答案......
不同意变法的真正原因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病逝，高太皇太后悲痛欲绝，史称“哭之恸”。宋哲宗也难受不已，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当时，虽然朝廷想第一时间给司马光办丧礼，但他死的真不是“时候”，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去操办。
原来，司马光病逝时，朝廷正在进行“明堂大礼”，即三年一次的皇帝亲自进行的祭天仪式。在这个情况下，只能把他的丧礼往后拖一下了。
殊不知，朝廷这一拖，竟然拖出了一场“战争”，并让苏轼与程颐彻底交恶，进而让“三党”打了起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咱们后面再说。
明堂大礼一结束，高太皇太后就颁布圣旨，要为司马光举行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那些什么“进府悼念，辍朝放假，赏赐物品”等，更是接踵而至。
当时，朝廷追封司马光太师、封温国功、赐一品官服，赏赐白银三千两、绢四千匹，各种慰问品更是不计其数。司马光的同族十余人，也都得到了赏赐，先后被赐予了不同等级的官职。
在这些追封中，最重要的就是司马光的谥号了。朝廷大笔一挥，授予了司马光一个永载史册的谥号——文正。
前面讲过，“文正”二字，乃至高的谥号。司马光得此谥号，实至名归。至此，司马光终于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去九泉之下见王安石了。因为，司马光曾经引用唐代李丹的名言道:“天堂无路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门则已，有则小人入。”在他的眼中，王安石这个“小人”，是要进地狱的，他这个“君子”，是要上天堂的。
当然，这哥俩死后，到底能不能见面，也只有他们自己说得明白。不管怎样，随着他们的病逝，一个属于他们的时代，终于落下了大幕，而一个崭新的时代，也终于开始。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再也不会有像王安石、司马光这样信仰坚定、道德纯粹、学术渊博的大师，这里只有为了自己利益不择手段的小人。
在这些小人的攻击下，北宋最后一位伟人苏轼被轰出了朝廷，郁郁而终;这个历经百年的庞大帝国，被推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苏轼
元祐元年(1086年)，一个永载史册的年代。虽然这一年，距离北宋亡国还有41年，但就是从这一年起，北宋的亡国之音开始响起。
在进入这个最后的时代前，咱们先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困扰了无数宋粉的问题——
司马光这个博学多才的大师，为什么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司马光与王安石分道扬镳呢?这到底是因为利义之争，还是另有隐情呢?现在，我阐述一段自己的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也为这个伟大的时代，作最后致敬。
其实，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所以不和，原因还是在治国理念上。毕竟，他们在这个方面存在无法兼容的思想体系。王安石崇尚的是，变法求新;而司马光坚持的是:祖宗之法不可变!那么，这两套系统，到底谁对谁错呢?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咱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变法，其实就是“维修电脑，重装系统”。毕竟，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事物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老的国家制度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时代了。
几十年前的电脑系统，如何运行现在的游戏软件呢?因此，在王安石这种新党眼中，要想紧随时代，就要变法求强。反之，在司马光这种保守派眼中，祖宗之法不可破，要坚定地拥护太祖太宗建立的制度!
在今天看来，我们认为王安石的理念是对的，要改革深化，重塑国家。相应地，我们认为司马光的理念是错误的，他是一个迂腐、保守、不知进取、迫害新政、阻碍变法的人。
然而，这种说法真的正确吗?
其实，只要稍加思索一下，就能知道司马光这种观点的深刻、合理的一面了。
一个王朝到达中期后，确实会出现经济窘迫、社会危机浮现、官场臃肿过负、国力日渐衰弱的状况，也确实到了应该变法的时刻。但是这时，这些保守派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
此时此刻，即使国家再衰弱，也比初期一穷二白的日子好。为什么那个时候，祖宗之法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呢?同样的一部法，为什么祖宗使用时，能让国家持续发展;到了现在人的手中，却举步维艰了呢?
换句话说——到底是法坏了，还是人坏了?
如果是法坏了，那为什么以前使用时，法是好的呢?如果是人坏了，那就去惩治人好了，不去治人，反而去变法，这不是舍本逐末吗?
何况，在保守派眼中，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案例，成为他们的依据。这就是汉朝非常著名的典故——“萧规曹随”。这个故事大概是:西汉惠帝登基后，宰相曹参不好好工作，不是饮酒作乐就是作乐饮酒。对此，愤怒的惠帝质问道:“你身为宰相，不好好工作，天天饮酒作乐，成何体统!”
曹参先是道歉，随后道:“启奏陛下，您觉得自己跟先帝高祖比，谁更英明?”
惠帝道:“我怎么敢跟先帝比，自是高祖(刘邦)更英明。”曹参道:“臣跟萧何比，谁更贤明?”惠帝道:“先生不如萧何。”曹参道:“陛下说得对!您比不过高祖，我比不过萧何，那还折腾什么?
您无为而治，我尽忠职守，我们守住高祖和萧何定下来的治国方略，不乱搞、不乱来，不就可以了吗?”
惠帝一听，茅塞顿开，就不怪罪曹参了。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萧规曹随”的方针下，汉朝最终成就了“文景之治”。
这个故事，给了司马光一个祖宗之法，根本没有错的启示!
在司马光的眼中，祖宗之法没有错，错的是使用的人!只要官员不惹事、不乱来，各个尽忠职守、清正廉洁，就是不变法也能治理得了国家。届时，只要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以宋朝百姓的创造力，自然能生产出无数的财富。反之，若变法，先不说这个变法是否合理，单以宋朝官员“虎狼”的威力，他们肯定会借变法之机，中饱私囊、践踏百姓。到时候百姓苦不堪言，只能被逼上梁山了。
所以，在司马光的思想体系里——“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也;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
在他的眼中，变法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只要这个房间还能用，就不要贸然修理。即使要修，也需要一流的“工匠”才行!
事实证明，司马光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