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监察制度
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
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
御史台下设三院：
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
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
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
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
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
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
隋朝
隋文帝杨坚改北齐的御史中丞为治书侍御史，为御史大夫之副。御史直接由皇帝选用，对皇帝负责。隋炀帝即位后进一步改革，在御史台的基础上增加谒者、司隶二台：谒者台“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按，及受冤枉而申奏之”；司隶台以“六条”巡察京畿内外，监察官吏的奸隐与廉正。
隋代的三台也成为唐朝御史台三院制的雏形。隋代的谏官言谏系统设于门下省，将北齐门下，集书二省职责合二为一，掌讽议、谏正，侍于皇帝左右省读奏案，驳君违失。
唐朝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监察制度，不仅是对前朝的总结与完善，更对后世的监察体系乃至世界各国监察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的御史台由台院、殿院和察院组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台院设侍御史若干员，官位虽然只有六品，但权力显赫，其主要职责是纠举百官、参与审判，弹劾官员不必经御史台长官同意，有权直接向皇帝参奏；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若干员，从七品，其主要职责是纠察朝会时百官仪态行止、言行队列，以维护朝仪的秩序和尊严，并且负责推按狱讼、监察和巡视京城仓库及驻屯京师的诸卫和禁军；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员，正八品，主管巡按州县、监察百官和在京的中央机关的工作和检核文书簿册。
唐代选任御史也相当严格，“御史府居朝廷之中，杰出他署，盖以圭表百吏，纠绳四方，故选其属者必在坚明劲削、临事而不挠，不独取谨厚温文修整之度而已”。其任期也较短，“侍御史十三月，殿中侍御史十八月，监察侍御史二十五月”。除了监察系统的完善，唐代对御史台职责的范围作了较大规模的调整，或者说作了巨大的创新。
首先，唐代御史台除了纠察百官，弹劾不法的职能外，还开始确立了对六部尚书的监察，这一变化说明唐朝监察制度除了对个人进行监督外，已经逐步开始注意对单位和部门的监督；在司法权方面，御史台开始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又以“三司推事”等形式取得了部分司法审判权。对大理寺、刑部的司法活动展开监督，如大理寺、刑部处理不当，御史台有权提出异议。
就连皇帝处理的案件，御史台认为不合法也可以进谏。唐代御史台的司法监督还体现在复按囚徒、复勘旧狱、监决囚徒等许多方面。在中央监察体制不断发展的同时，唐代地方检察制度也日趋完善，渐成体系。
从时间上看：沿袭了隋朝以时巡按制度。
从空间上看：采用“分道巡按”制度，即御史按监察区（道所划分区域）进行巡按。但由于察院的御史监察人员有限，很难包揽起对全国范围内的地方监察任务，因此，在中央派遣御史监察地方的同时，还以道为单位，派遣监察使臣出使巡按地方。担任监察使臣的人员除御史台的专职人员外，除要从中央和地方非检察人员中选择任用。这样就对地方监察薄弱的局面产生了良好的补充。
由于唐朝统治者政治清明，思想开放，谏官言谏系统也进入了鼎盛时期。设有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拾遗、起居郎、起居舍人等谏官。总的来看，唐代的谏官地位都比较高，职权也增大，者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责。骑谏诤内容十分广泛，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皇帝的起居生活，无所不谏。
贞观二年（638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方十六七，姿色绝代，唐太宗准备将她选聘入宫，封为充华。诏书已经发出，魏征获知次女子已许配个陆家，规谏太宗作罢。可女家说无定亲之事太宗任然采纳魏征意见，发出新诏令：“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由于谏官敢于言谏，皇帝也能够接受言谏，唐代的谏官言谏制度对朝政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唐朝还规定给事中具有封驳诏书权，可以封还皇帝失宜的诏书，驳正臣下有违误的奏章。监察官员对皇帝的诏令可以拒受，通过御史台对皇帝的诏令“请不奉制”。
唐以前，诏令是皇帝行使权力的具体体现，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皇帝的诏令一旦发出，职能执行照办，毫无商量的余地。而唐朝，御史台官吏却可以对皇帝的诏令提出异议，甚至拒受。这种做法看似挑战了君主权威，实际上却让法律得到了充分施展的空间。
唐高祖时监察御史李素立就曾对高祖的命令“不敢奉旨”，理由就是“三尺之法，与天下共之，发一动摇，则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遐荒尚阻，奈何辇毂之下，便弃刑书，臣恭法司，不敢奉旨。”
如此一来，唐王朝虽然摆脱不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政治上较前朝却空前民主，法制得以有了发展的空间。监察制度在此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